关于诗歌刊物现状的对话
关于诗歌刊物现状的对话张立群等
郁 葱（河北，《诗选刊》主编）
安琪（北京，《诗歌月刊》下半月编辑）
森子（河南，诗人，民刊《阵地》主编）
张立群（辽宁，《中国诗人》编辑）
张立群：为了能够更好的呈现当下诗坛的期刊现状（包括民间诗歌报刊），以及让大家了解一些“隐秘的历史”，《中国诗人》邀请了几位长期从事诗歌期刊的编辑、诗人，通过自己的经历探讨诗歌期刊以及期刊之外的诗歌问题。首先，请简要介绍一下自己刊物的历史和现状。
郁葱：《诗选刊》的前身是1985年创刊的《诗神》月刊，2000年改为《诗选刊》。先锋、多元、激情、经典，这是我给《诗选刊》定的办刊基调；“选最好的诗人，选最好的诗”，是我们的选稿原则，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坚持着这样的原则。我主编《诗神》和主编《诗选刊》的思路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保持稳健的经典性和品位，讲究包容和权威，向前卫倾斜。所以有人说《诗选刊》是先锋诗歌刊物，我的回答是：“是不被渲染的先锋。”
我同时一直主张，刊物最为重要的是策划，创办《诗选刊》以来，我们最早在公开发行的诗歌刊物中策划了推出了“70年代出生的诗人作品专号”、“80年代出生的诗人作品专号”、“新80年代作品专号”、“民间诗歌报刊作品专号”、“网络诗歌作品专号”，尤其是我们每年年底的“中国诗歌年代大展特别专号”，更是将当年最优秀的诗歌作品集于一刊，使之成为当年的一部诗歌年鉴，这个专号已经成为中国诗坛的重要品牌。
安琪：我们刊物比较特殊，是安徽《诗歌月刊》下半月版，2006年创办，编辑地点在北京，全部费用均由执行主编老巢担任负责人的中视经典公司承担。通俗一点说是：官刊民办。去年一年，刊物因为策划了“博客特大号”“诗歌地理特大号”“安徽新诗阵线”“中间代特大号”而在诗界引起较大反响，年终盘点时许多版本都提到刊物的这些创意，为此我们觉得很欣慰。今年继续出刊。
森子：《阵地》创刊于1991年，十余年间出刊9期，真实记录了90年代至今新诗写作的脉络和演化的过程，是研究、阅读自90年代以降新诗的重要资料之一。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平顶山的七八个诗人常常聚在一起煮酒论诗，并筹划一本有着长远目标的诗刊。第一期《阵地》（1990—1991）由我统稿，与海因一起找人打印、复印、装订，虽然是复印本，意义却重大。1992年，平顶山的几位诗人去南方发展，《阵地》的骨干锐减。继续办下去还是到此为止，我和海因曾彻夜长谈，感觉越是困难，《阵地》越要办下去！第三期由我、海因、耿占春操办，郑州诗人高立学给予《阵地》很大的帮助。从1993年至1998年，《阵地》的骨架主要由我、海因、耿占春三人撑起。1998—1999第七期《阵地》，基本上是我一人操作，丛小桦、陈鱼等伸出了援助之手，蒋浩帮助制作了这期《阵地》。去年，我们曾也筹划出一期《阵地》，但因某些原因而推迟，希望今年能够顺利出刊。《阵地》的办刊原则不变，它不是一本地域性刊物，它是开放性的。更重要的是在民刊、公刊界限模糊的当下找到断续出刊的理由，并彰显其个性，而不是为了好看或普及而湮没在相似性中。
张立群：1985年以后的中国诗坛，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民刊”的兴起进而推出了很多的诗人；进入90年代之后，纯文学的境遇不佳使正式期刊发表诗歌的数量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民刊”和“网刊”应运而生，而且，就装帧、排版而言，有时似乎很难说清孰优孰劣，记得，当时看森子邮寄来的《采花盗》，无论其名字还是是否就是一本正式出版的诗集，都让我大吃一惊（笑）。“民刊”和“网刊”的流行使诗坛活跃起来，在“圈子化”“小集团化”效应下，它们办刊灵活、极具个性色彩，这一点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叫“边缘的自由”，请谈谈其中隐含的问题特别是所谓的“权利意识”。
郁葱：如果完整的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多说几句。《诗选刊》当时是顶着当时的压力，最早设立“民间诗歌报刊诗选”栏目的公开发行的刊物，2001年我还写过一篇题为《诗歌的另一种表情——中国民间诗歌及民间诗报刊》的文章，较为系统的论述了我对民间诗歌报刊的看法，可以参照。以下的观点基本来源与那篇文章。
我一直认为，“民间诗歌报刊”的概念是准确的，它特指那些未公开发行的，由一位诗人或一个诗歌群体自筹经费创办的诗歌印刷品。而“民间诗歌”的概念并不准确，对于诗人说来，很难说谁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诗人就是诗人，它与自身生存的“身份”无关。如果硬要牵强的给这个已经约定俗成的词汇下一个定义，它应该是指具有独立的诗歌立场、自由的创作心态和艺术企图、个性化的创作风格的诗人。
民间诗歌的创作姿态更自由、更松弛、更平民化。近几年，诗坛越来越多元和包容。伴随着这些现象，民间诗歌创作和民间诗歌报刊的活跃便成为一种必然。民间诗歌报刊的出现在文学界也是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我们看到，在小说、散文等文学体裁的创作中，并没有民间自发编辑的刊物出现。应该承认，民间诗歌报刊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繁荣中国诗歌的重要力量，而民间诗歌是将民间诗歌报刊作为平台才得以发展的。
安琪：民刊的存在一直是诗歌界的一个独特现象。在我看来，五四时期开始，诸如“新青年”“语丝社”“新月派”等文学小团体的集结及印行的刊物可视为今天诗歌界民刊现象的源头。只不过那时候申请出版社很简单，那些刊物因此有出版单位，但那种编辑理念和经营性质我以为很像今日诗界的民刊。当然，陈独秀、鲁迅、徐志摩他们的刊物不仅仅发诗，还有其他的文体，但这些人身上的青春、激情与热血支持着他们做出了惊天的事业，而诗歌，正是青春、激情与热血的混合体。我说这些是想继续说明，时至今日，只有诗歌保持了自筹资金、自印刊物、自行赠送的“五四”刊物传统，它同时也证明了，只有诗歌才是继承“五四”精神的最好文体。以上仅是我的个人观点。诗人们自己掏钱办民刊，反映了诗人们互相交流的愿望和对众多官刊的失望，是诗人们追求自由与民主的真实写照。另一个无须回避的事实是，每一份民刊身后都站着一位或一群同仁，某种意义上，民刊也是这些同仁迅速走入诗歌视野的终南捷径。
森子：《采花盗》能够以诗集的面目出现，要感谢《新诗》丛刊和诗人蒋浩，他的工作卓有成效。出诗集难，自己想办法，这也是诗人份内的工作。
以前，我曾说过“边缘渴望中心”，这是一种病态心理，或者说是病态心理强加、投射到我们身上的一种反应。回头看“边缘的自由”也许是极权性的野史版，更加貌似自由，如果不警惕和自省，也会令人头大。在写作的自由和发表、交流的自由受到限制、阻塞的时候，“边缘的自由”以其受抑制后的增压不断在缝隙中探头，泄漏自己的意图和心愿。这种表达的愿望，有的喷薄而出，有的以变形姿态出现，这既是人的现实，也是写作的现实。
我们更多的是以声音（文字即有形的声音）和图像证明自身的存在，在文学、艺术领域更是如此。因此，“权利意识”是生存、生活的政治本能。民刊、网刊的兴起、活跃，是对表达、交流自由的渴望，它们能在今天互动、共存是件幸事。对于所谓办刊的倾向性重一点以及“小集团”、“小圈子”，我个人倒是希望这些集团、圈子多一些，而不是大而化之。至于圈子内部的问题由圈子去消化、解决；圈子与圈子之间的纷争也由他们自己去协调、改善，有矛盾、冲突不见得都是坏事，它至少告诉我们世上的路不止一条，如果你有能耐提前在罗马等他就是了，你半途而废或他迷路了走不动了，这都是个人的事情。
张立群：对于“民刊”和“网刊”的流行，对官方刊物形成所谓的“亚文化解构”趋势，我始终认为“百舸争流”并不是坏事，而且，事实上，在矛盾式的对立统一中，正式刊物比如《诗选刊》，也常常进行“民刊”的选辑，这显然是一个合力推进下的局面，请结合现状和经验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郁葱：我不主张用“官方刊物”的提法，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公开发行的刊物”。民间诗歌报刊80年代初草创之始，由于各自的选稿面偏狭，编辑经验匮乏，印刷质量粗劣，曾长期被诗坛所忽略。但随着这些报刊选稿内容的逐渐宽泛，圈子意识的逐渐淡化，编辑思路的日渐成熟，它们已经从边缘状态中逐渐摆脱出来。尤其是我们提到的主流诗歌报刊所不具备的一个条件：它们选稿的空间和自由度更大一些。而且，这些诗友们都有很强的敬业精神，许多民间诗歌报刊已经给诗坛造成了很大冲击。我想重点指出的是，民间诗报刊与主流诗报刊的交流不是两个诗歌阵营、两种诗歌形态的交流，而是诗本身的交流，主流诗歌报刊与民间诗歌报刊不是相互对立而是相互补充。这些年，主流诗歌报刊和民间诗歌报刊都在推动着中国诗歌的发展，我们一直主张中国诗歌是一个整体，要有大诗歌、大溶汇的概念和气度。这两年，除《诗选刊》外，《诗刊》、《星星诗刊》、《诗潮》等主流诗刊开始大量选发民间诗报刊的作品，有的刊物还设立了专栏，如《星星诗刊》的“内刊诗存”。在我主编《诗神》的时候，就编辑了“民间诗歌报刊专号”，这种总体的相互溶汇加快了中国诗歌的发展。
我一直认为，《诗选刊》应该是一个全面展示中国诗坛风貌的，涵盖最优秀的诗人和作品的刊物，应该是诗坛最具活力最具实力的刊物，中国诗歌这几年的成熟促使了《诗选刊》办刊思路的成熟，同时，《诗选刊》开始了主流诗歌报刊较早的变革，它的新锐性和策划上的冲撞力及其先锋精神也在导引着诗歌创作。《诗选刊》主动摈弃了主流诗歌刊物的迟钝、麻木和迂腐，创刊之始，便力推民间诗歌报刊，引来一阵“质疑”与“商榷”。现在想起来，我之所以那么固执地力排众议，把民间诗歌报刊推到了中国诗歌的前台，其实就是为了两个字：活力。自朦胧诗之后，诗歌的活力日渐衰竭，其根本原因就是缺少活力。好在此消彼长，民间诗歌报刊在这种沉闷的状态下繁盛了起来，那时网络还不大普及，一大批后来成为支撑中国诗歌的生力军就是在当时的民刊上“突围”的。《诗选刊》意识到，公开发行的诗歌报刊和民间诗歌报刊是诗歌的两翼（当然后来又有了网络），然后开始在几年内连续用重要版面推出民间诗歌报刊，并在2002年召开了“首届中国民间诗歌报刊年会”，评选了“中国最受欢迎的民间诗歌报刊”，并出版了“中国民间诗歌报刊专号”，使民间诗歌报刊“火”了一把！于是，《诗选刊》便有了“中国民间诗歌报刊大本营”的说法。
安琪：民刊在当代中国诗歌场域占有半壁江山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诗歌界也因此另有一奇特现象为其他文体所不具，那就是诗人的民间身份。一个诗人如果只在官刊发表作品，哪怕发得再多，他/她在诗界的威望和公信力也不一定具有，他/她甚至会因此而被称为“官方诗人”并为民间诗人所不屑。一个有号召力的诗人最好的出场模式是，先在民间被接受与承认，再走进官方视野。有点“水浒”模式。我们看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史，从朦胧诗、第三代到中间代，乃至70后，无不如此。官方刊物对民刊的尊重以早期的《诗歌报月刊》为代表，几乎每年都为民刊开辟专号，此风气延续到后来的《诗歌月刊》和《诗选刊》等。随着社会开放度的不断加大，很多诗歌在官刊也已经可以发表了，民刊和官刊也因此不太具有矛盾的一面。这时候办民刊会更难而不是更易，因为你必须找到独特的编辑方式，即，必须要有创造力的策划，才能让自己区别于众多的民刊乃至官刊。进入网络时代，编辑网刊甚至都到了无须经费的程度，一切都在网上完成，谁都可以主编网刊，其数量之多已经超出纸版本的民刊时代了。一切与诗歌有关的事都很好，都应支持。官刊也罢，民刊、网刊也罢，这是我的态度。
森子：“百舸争流”当然很好，但现在还没到那个程度，只能说有了较好的势头。民刊、网刊对官刊形成的“亚文化解构”趋势，我看也是被夸大了，官刊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主要在于它自身，自身的机制等等。网刊尤其是民刊在出刊频率、发稿量、流通渠道、诗歌活动、财力物力等方面无法与官刊相比，在办刊资历等方面上更是很难与官刊比，而影响力中最主要一项就是刊物的历史，如今能持续出刊10年以上的民刊极少（还多有断档），网刊刚起步几年，因此说民刊、网刊在以上这些方面对官刊构成威胁是不足信的。真正办民刊的人也不会把官刊当作自己的对手，不会这样，也不是这样的。写作与交流、期待与阅读，这是诗人的日常生活。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诗人既在民刊、网上发诗，也在官刊上发表自己的作品，这无可厚非，既然写作就想让别人看到，读者是谁，这是一个奥妙的问题。读者的多寡对诗人写作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自80年代以来，民刊成就了许多诗人，官刊只手遮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依我所见，国内选发民刊作品的有《诗歌报》、《诗刊》、《诗选刊》、《星星》、《诗歌月刊》等诗刊，还有一些文学期刊，这令人高兴，但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这应该是一件平常的事，不应该这么显眼。官刊选发民刊上的作品，只因为它们是诗，而不仅仅是一种姿态。我倒是希望看到，某一天民刊选发了各家官刊上的诗，那才有意思。其实，目前网刊已经做到这一点了，只是不充分、不标明而已。
张立群：任何一个诗歌刊物的编辑都会在办刊的时候，遇到可以称为有“难言之隐”亦或“难以释怀”的事情，这一点，在协办《中国诗人》时我已经深刻体会到了，诸位“校文字”的历史均比我长许多，能否就此为大家“泄密”一次（比如：日后成为诗人重要作品是在“我刊”首发的，哪件趣事让诗人终身难忘，等等），但一定要真实可信，否则，声明在先，本刊概不负责（笑）。
郁葱：如果列举这样的例子，会占用贵刊太多的篇幅的，因为可说的实在是太多了。“难言之隐”有之，“难以释怀”有之，苦辣酸甜亦有之。我现在还在做编辑，容我今后老了，离开这个岗位时再一点点回忆，那时可能更超然一些，再慢慢地细细地说。但有一点，我宁愿更多的体味我几十年编辑生涯中感受到的甜蜜、默契和美好，那些记忆是我自信、充实和满足的理由。
既然想让大家了解一些“隐秘的历史”，我也索性谈一点“隐秘”，谈一些编辑中的真实想法和做法。
在《诗刊》创刊50周年的座谈会上，我说过一段话：“我自己也是一个诗歌刊物的主持者，我知道，办好一个纯正的诗歌刊物，需要有一批理想主义者。一个刊物的编者，需要学识，需要教养，需要睿智，需要眼界，需要宽容、宽厚的心理状态，需要持久的人格因素。而作为写作者，我又接触到了《诗刊》的几代诗歌编辑，我发自内心的赞美他们：面对喧嚣的世风，他们不浮不躁的风范让人敬重，他们所具有的审美高度让人敬重，他们海纳百川的气度让人敬重，他们扎实、自信、从容、博学的人格精神让人敬重。”坦率地说，这段话是评价《诗刊》编辑的，也同时是对大多数文学刊物诗歌编辑的评价。
我曾经主张：诗人就是要与这个社会部分脱节，我至尽仍然坚持这个观点。诗人过度的渗透到社会现实中，会使自己变得毫无诗意。一般地说，从事诗歌创作和编辑的人都是很智慧、很聪慧的人，按照他们的情商和智商，他们具体的生活状况应该优于其他人，但文学刊物这些年整体不景气，他们的工作更多的变成了对自己耐力和执着精神的一种考验，他们几乎都有机会选择放弃，从而使自己的世俗生活更好一些，但他们的理想主义使得他们坚持了下来，诗歌编辑的圈子还应该说是一个相对较为纯净的圈子。曾经有记者问我：你真的很纯净吗？我的回答是：不完全是。我必须面对社会的芜杂，我没有办法。但当别人面对我时，我一定尽量让他感觉面对的是纯净。
比如，最近总有作者问我：《诗选刊》最近没有发我的稿子，是不是由于我们不认识？我可以说，我是一个相对沉潜的人，不善交往，外出参加活动也很少，结识的诗友并不多。几十年的编辑生涯，我编发的稿子不计其数，作者我大多都不认识，即使现在通讯方式很便捷了，但就是我们力推的重点作者，这么多年我也与他们大多没有见过面没有通过电话。我觉得作为编辑，更多的应该面对的是诗歌而不是诗人，包括我自己，每位诗人都有自身行为上的和心态上的问题，所以我宁愿不去结识更多的诗人，也是担心会影响到我选稿时的感受。这里还有一个职业习惯的问题：当编辑越久，对稿子质量就越挑剔。而且，一些作品在一个刊物没有能够发出，并不完全是诗的质量问题，比如和其他诗人作品题材的雷同，或者没有合适的栏目等等，有的时候编辑还要把诗人的作品与他过去的作品进行比较，如果没有大的进展和变化，即使达到了发表水平，也未必能够发得出去。还有，不同的刊物风格、尺度不同，这个刊物发不了，不见得其他刊物就发不了。有一点我是相信的：任何一个刊物也不会把他期待中的好诗轻易放掉的。这么多年，我都努力塑造着《诗选刊》一个相对纯正的编风，作品能否发表与认识不认识作者本人没有关系。《诗选刊》的作者大多会有这样的经历，发表了自己的稿子，刊物目录发出来了或者收到了刊物才知道，至于是哪一位编辑选的稿，恐怕就更无从知晓了。不是说一个刊物在一个时期内没有刊发一位诗人的作品就是对他创作的整体不认同。我举个自己的例子，我与主持《诗刊》下半月刊的林莽是非常好的朋友，但自从《诗刊》下半月刊创刊以来，我从来没有在那里发表过诗歌作品，这一点可能大家不相信，但的确如此，我相信这丝毫不影响林莽对我诗歌创作的整体评价以及我们的理解和默契。我主编《诗选刊》，选发过几乎所有重要刊物发表的作品，也几乎和所有的诗歌编辑都有联系，但许多刊物也没有发表过我的作品。即使是诗歌刊物，比如《星星》，我也大概五、六年没有在那里发表过诗歌了，而我与梁平等《星星》的朋友们更是知己。因此，一个阶段里能不能在某一个刊物发表作品，与作者的创作水平没有绝对的关系，更与和编辑、主编认识不认识没有绝对的关系。
再透漏一些具体的生活。《诗选刊》所有的办刊经费年平均三、四万元左右，我不善于诗之外的其他交际，较为专注的在诗歌里，这是我的欠缺，这种性格成就了我也制约了我。几年来《诗选刊》的招待费和差旅费都基本是零，这在任何一个其他单位是不可想像的。我参加的有限的诗歌活动，都是主办方垫支的差旅费。而且我对我们的编辑还有一个约束：无论走到哪个城市，都尽量不去麻烦我们的诗歌作者。我可以为了刊物的最简单最底限的生存去向朋友开口，但我们个人没有从作者那里得到过任何具体的利益，《诗选刊》没有收取过任何形式的版面费，作为主编这么多年，我自己也没有收过任何一笔“出场费”。这样做的目的，只想让《诗选刊》成为一个世俗成分相对少一些的刊物。我的工资由于职称等原因相对高一些，但我们的编辑工资仅仅1000元，这让我汗颜，我在尽力改变，因为人毕竟不能总在精神里生存。相信以后的日子里会好起来。
这些不知道是不是提问者所说的“隐秘”，我们可以声称这是高尚，这是神圣，但我们也同时面对着非诗的具体而实际的生活。
安琪：刊物因为去年才创办，一切都很顺利，倒没什么故事。
森子：办刊人轻易是不能诉苦的，因为真实性大受怀疑。尤其民刊多为朋友、同仁性质，强调诗作第一时，友情就会受损，何况你不能保证你的判断力总是对的，这样得罪人的事情就会发生。刊物的倾向性也迫使你必须选择，你若顾及情面，刊物就会出现偏差，离办刊的初衷就越来越远。没办法，是人在办刊，承认其局限性，方可释然一些。
虽然我写过两篇关于《阵地》的文章，但我真是不愿意写办刊的回忆录，甘苦自知，它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如今，我愈加珍惜、信赖过去和现在的朋友，没有他们，我也就没有什么了。喜悦、痛苦、烦忧，不都是为了一本刊物的分娩吗，留下一些脚印就已经足够。
我、海因、罗羽、冯新伟、蓝蓝、阿九等人的重要作品都是首先在《阵地》上发表的。像孙文波的《祖国之书》、臧棣的《维拉的女友》、张曙光的《散步》、翟永明的《十四首素歌》、陈东东的《喜剧》（首发时名为《炼狱故事》）、海因的《重叠的和展开的》、桑克的《火刑柱上的比较》、蓝蓝的《野葵花》、我自己的《乡村纪事》等均是在《阵地》上率先发表的。还有许多诗人的重要作品首发在《阵地》上，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张立群：能否以扫描诗坛的方式，说说当下诗歌期刊的基本现状？
郁葱：依然要重申我曾经反复表述的观点，近两年，是新时期以来中国诗歌最为繁盛、风格最多样的两年。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主流诗歌报刊或者说公开发行的诗歌报刊的固守和主动的变革。第二：民间诗报刊的活跃和成熟。随着这些印刷品选稿内容的逐渐宽泛，圈子意识的逐渐淡化，编辑思路的日渐成熟，它们已经从边缘状态中逐渐摆脱出来。而且与主流诗歌报刊相比，它们选稿的空间更大一些，这类诗歌报刊已经给诗坛造成了一定冲击。第三：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诗人的成熟，使之逐渐成为诗歌创作群体中的主流。第四：网络诗歌的活跃。第五：大量诗歌选本的出版。除《中国诗歌精选》、《中国最佳诗歌》、《中国年度最佳诗歌》、《中国年度诗歌》、《中国诗选》等几部年编诗选外，这两年还出现了不少地域性选本。我认为，这些现象作为诗歌繁荣的标志，是应该让人能够认同的。
对于诗人来说，这几年，艺术创作的空间开始增大，社会和人自身的生存状态及心态趋于平和，生存张力扩大。生活的多元促进了艺术的多元，更多诗人具有了相对独立的诗歌立场、自由的创作心态和个性化的创作风格，诗歌的创作氛围和姿态更自由、更松弛、更包容、更平民化，从整体上说，这种现状对于诗歌的繁盛是有益的。而且艺术的多元使诗坛不可能再出现一两个所谓能代表整个诗坛的诗人，这也是诗歌成熟的标志之一。
我对诗的现状满意，对诗坛的现状不满意。我觉得，诗歌这几年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写作风格上是最多样化，宽容度最高的时期，有这样的现状不容易，再写不好就是诗人自己的事了。我办刊物以来，没有受到过更多的在艺术上的限制和硬性的约束，因此，《诗选刊》的风格就是我期待中的风格和我能够达到的高度，如果刊物在质量上还有问题，那纯粹由于我自身的素养和积淀不够。而唯一使我感到受局限的，是诗歌本身，就是说，诗的质量与我想像中的有距离。
不能说这几年对诗我有的都是好感觉，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觉得这是诗歌发展最多样化的时期。多样化、多元化就好!
如果用一句话评价中国诗歌刊物的话，我想说：没有诗歌刊物的发展，就没有中国诗歌的发展。
安琪：这个问题我理解为是对官方刊物的扫描，在我看来，每家刊物都想有创意一些，有影响力一些，谁都希望自己的刊物办得叫好又叫座，至于能否达成心愿则视办刊环境和办刊人的能力而定。其他刊物我不好评价，我们刊物，我们一直在努力。毕竟我们是执行主编老巢投资的，我们不会敷衍了事，浪费投入的物力、财力与人力。
森子：在传媒、资讯日益发达的今天，诗歌的阵地正从期刊向网络转移，当然这不是单纯的期刊影响力下降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生活与阅读方式发生了变化。网络的方便与迅捷给诗歌提供了新的展示与交流的平台，不管好坏、水平高低，谁都可以登台表演。门槛低也是网络写作的特点，这里已经成为一大批初学者、新人的习武场。
网络炙手可热，不等于诗歌刊物没机会，应该说网络给诗歌刊物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网上的诗歌资源向纸媒转移也是自然而然的，这是互利互惠的行为，也是网上诗人、新人的选择。网络虽然可以带来掌声，满足交流的欲望，但就目前来看还算不上权威，权威还是在官刊和民刊的手里。官刊和民刊也有责任，从网络中发现、挑选新人新作，只要他写得好，你管人家是网上还是网下呢。
市场对诗歌期刊的压缩已成事实，但我还是认为：不是诗歌刊物少，而是有判断力的刊物太少。
张立群：应当说，在市场化、传媒化时代，纸面正式出版期刊正面临着强有力的生存挑战。在以上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发表、阅读以及出版（经费）等问题，都是造成这种压力的重要内容。不过，就民刊和网络诗刊的繁荣却可以看出，诗歌写作的热潮其实一直胜过其他文学体裁的创作。诗歌写作热潮的存在为诗歌本身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多方参照的经验，也为诗歌期刊指明了一些可供参考的路径。诗歌刊物特别是正式出版物应当接受生存挑战，适度“破除”自身的“权利”优势意识；而所谓圈子化和同仁刊物也不妨是一种暂时性策略并再现早期新诗创作时代的历史场景。当然，诗歌期刊历来存在着因经费而生存和发展的症结，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诗歌自身的文体因素造成的，但联系当下任何一种文体写作均不十分景气的现状而言，诗歌期刊的生存其实一直符合着优胜劣汰的规律，尽管，这样说会显得有些苛刻，但却给诗歌带来了无限的生机。鉴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对话就到这里。
（《中国诗人》2008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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