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文学》：泰坦尼克号的拯救方案
作者：广西文学杂志社社长蒋锡元
题目有哗众取宠之嫌，但事出有因。
1996年底，《广西文学》请来了全国20多家纯文学期刊的社长主编，研讨一个叫做“纯文学期刊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这当然不是一次两次会(后来《东海》和《作品》也相继召集了同样主题的会)能研讨得出结果的问题，不过是为大家提供一个互吐衷肠、互相抚慰的机会。后来，一位主编说，我们这些人就是即将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上的那几个拉小提琴的。探讨生存与发展，实际上就是寻找泰坦尼克号的拯救方案。船长都束手无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与船共存亡，几个小提琴手又能如何。
但坐以待毙总是不甘心，总要寻一条逃亡的途径，或是一艘小艇、一个救生圈，或是一块木板。看这几年全国文学刊物的变化，的确呈现出一种大逃亡的热闹场面，显得多少有几分仓惶，几分狼狈。简单作个归纳，至少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内容上降低文学含量，增加少许时尚、休闲的篇幅。这明显是一种改良，或者是内部观念斗争出来的折衷的结果。一般来说，这类刊物的小日子虽然紧巴，连干带稀还能勉强对付过去，但已经感觉到守是难守得住的了。第二种是除了刊名不变(或是变不了，或是不敢变)，从内容到版式不同程度地作大跨度的调整，或雅或俗，或时尚或先锋，虽还称文学，已是十分的边缘了。这一类变化的唯一驱动力就是市场，多是锁定某一个层面的读者，孤注一掷的把命运压在他们身上。现在还看不到很成功的例子。第三种是不再在文学这棵树上吊死，把刊号换了，成了另一种刊物，做得最是干净利索，义无反顾。据说这一类多是傍了大款。大款是没有几个愿意跟你玩文学的，愿意干赔本买卖的也就成不了大款了。当然还有一种是痴心不改，从一而终的(至少到目前为止)。一年几十万上百万的花，日子过得殷实，看庭前花开花落，一如既往的耕耘文学园地，春播秋收，培养作家。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刊物培养作家的说法置疑，说古代没有刊物，作家却灿若星辰；当代有了刊物，但在港台和国外，作家也多从报纸的专栏里冒出来，也很少专事培养作家的“纯文学刊物”。要说培养也可以，那就等于说土地培养了农民，伙房培养了厨师。这种观点我不敢苟同，可以有大量的举证，但不想在这里讨论。
《广西文学》逃亡的途径是寻到一只叫做“小品文”的方舟。刊名不改。宗旨也还是文学。不同的是，它不再是滋生作家的文学演练，而是一种很平民、平实、平易的文学关怀，成为大众的情感元素和精神出口。这一改变，很快就有了意想不到的回应。广东省一位读者因为躲在蚊帐里秉烛夜读而被老板处罚的事使我们一直耿耿于怀。编辑们每天为从专家、读者群里的反馈回来的信息激动不已。为作家办刊的年代难得有这样的激动。诚如一位老编辑所说，那只是一种很模式很原始的公鸡母鸡关系。哪只从母鸡背上跳下去的公鸡不是昂首而去？成就感只属于公鸡。
还是1996年底那次研讨会。一位德高望重的省政协副主席在开幕式上说，生存？有那么严重吗？也不奇怪，对很多人来说，80年代的文学的辉煌仿佛还在眼前，一篇《乔厂长上任记》成为企业改革的范本，厂长书记人手一册。据说当年的《牡丹亭》也是火得可以，“冷雨敲窗不忍听，挑灯闲读牡丹亭。世上亦有痴如我，岂独伤心是小青。”这位对号入座的小青姑娘大概就很像后来被誉为“乔厂长”的企业家们。但是《牡丹亭》的火是因为那个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80年代文学的辉煌却不是因为文学本身的魅力，它和60、70年代文学的灭绝一样是不正常的。不过，毫无过渡的突然就面临生存的危机，也是太快了点。其实，同样属于国有资产的文学期刊(或称国刊)跟某些国企的情况有相同之处，是一个阶段的产物，打上了阶段的烙印，也必然会伴随这个阶段的终结而走向尽头。留恋“曾经也阔过”的的日子没用，还是生存要紧。但在考虑生存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发展。《广西文学》之所以艰难地拒绝了多种诱惑，最终选择了小品文，就是认准了它植根传统，又适应当代的强劲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可持续发展的空间。仅仅是为生存而办刊，未必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世界也不是只有办刊才能活人的。
如果篇末点题，那就是目前全国的小报小刊必须严肃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办刊，办什么刊，怎样办刊。
《文学报》：“拯救”什么？
作者：《文学报》总编辑郦国义
今天提出“拯救严肃文学”这个话，似乎有点危言耸听。较之前几年，严肃文学的状况已经出现了转机，面对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面对急剧的社会转型，文学已经有了一定的适应能力。从创作的数量看，每年就要出现近千部长篇小说，这多少可以说明它呈现的生机。从作家的生活现状看，不少有影响的作家，其经济状况已日趋好转。写“月亮”的不如唱
“月亮”的状况依然存在，但随着版税制的实施，随着图书市场改革的深化，作家似乎也没有多少贫困的状况亟待“拯救”。
但不可否认，“拯救”的话题仍有其现实的意义
文学，需要“拯救”什么？需要“拯救”文学所肩负的使命、责任和道义。当前文学现状的不足有目共睹；缺少鸿篇巨制，缺乏人文关怀，脱离现实生活，在商业化的潮流中出现粗鄙和媚俗，创新精神的匮乏，未能在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中与时俱进。
严肃文学要真正担负起锻造民族“灵魂”的使命，根本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其实这也是一切先进文艺乃至先进文化的价值所在。其二是贴近现实生活，努力去表现时代变迁中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以及生产关系的新变化，努力刻画社会转型后出现的丰富深刻的社会矛盾，为民众立信，为时代留影。
当前，迫在眉睫、亟待“拯救”的是培养、扶植文学健康发展的良好机制。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对文学新人的发现、培养和指导，而这一切又离不开文学报刊和文学编辑的耕耘，报刊是园地，编辑是园丁、是伯乐。正如曹禺的出现离不开巴金，今天许多文坛大家的出现都离不开精心培养他们的刊物和编辑。如今，刊物同市场接转，面向市场，这是进步，无可厚非。但是并非所有的文学刊物都应该、或都能够在市场经济中大显身手。我们不少省市的文学刊物原先承担着发现培养青年作家的使命，如今被赶向市场后，既放弃了扶植新人的职能，又无成功的经济效益可取，结果是两头落空。很难想象没有一批以发现扶植文学新人为宗旨的文学阵地，我们的文学队伍会新人辈出。再说编辑，如今已经现不少能策划畅销书并成功进行市场运作的编辑，这是文学面对市场后不可或缺的人才。但是，现在又有多少编辑有条件安心为远未成名的未来的“巴金”、“老舍”、“冰心”们看稿、改稿呢？即使编辑愿意、乐于“咬文嚼字”，作家也未必见得会乐意，因为他们急于“出道”、急于成名!急功近利的“短视”机制、不甘寂寞的浮躁心态，是当前文学的大敌。而要扭转这种状况，需要有良好的机制，而这良好的机制，又离不开相当的物质、智力支持!花一笔财政开支，去养一些吃大锅饭的刊物和编辑，这样的回头路当然不能再走!但是，不拿出必要的资金，不创造一定的条件，不去扶植肩负着培养文学新人的园地，那么我们文学的前景就很难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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