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民办报刊现象认识
中国诗歌民办报刊现象认识赵卫峰
一、民刊的作用
民办的诗歌报刊（简称民刊）和公办的专门诗歌媒介一样在中国其实都是属特别的现象。这种现象并不只是中国，也不只是当代文学特有。甚至也不只是文学特有。特有的前提是“土壤”。“民间刊物的历史就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史”——这个一直被民办刊物主办者、收藏者和拥护者引以为荣的评判似乎过于绝对，它在非常主观的潜意识下几乎否定了民办刊物之外媒介的积极作用。不可否认的是 ，“它对于中国当代汉语诗歌的推动起了很大作用。”而公开刊物肯定也起着这个作用。
或许“文学史”这三个字较能体现或检验民办刊物真正的“作用”，这种作用也使文学史有了补充和完善的可能，也因此可以让其中充数或不具备时效的部份被过滤出去。但因此的进入文学史情结也在民办刊物中潜滋暗长，极端的说法是（因被埋没而必须）“改写”。
这种因改写而生的进入、或插入情结使民办刊物中的部份办刊倾向有了偏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内蒙地区的雁北、阿古拉泰等主编的公开刊物《诗选刊》就没有忽视过“内部资料”，它的选稿甚至包括了行业、企业报刊和内部报刊，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中，在当时的诗歌媒介相对稀少和未成气候的状况里，这份刊物的出世非常难得，非常应该让中国诗歌记住它！
那时的民办刊物似乎也少见那种“公”与“民”对立的、愤懑的“民间”式埋没情绪。其实在诗的前提下，只要有传播和诗的空间，“埋没”的可能性并不大，“埋没”通常成为一些写作者对公开刊物不悦的理由，这种不悦当然起因较为复杂，诗外因素所占比例也很重。“不悦”有时也成为有相当程度政治激情的诗的发泄点，同时也是写作者对意识形态认识的矛盾交叉点。“埋没”的潜台词通常是“民间”，二者相辅相承，在某种程度上互为因果。其实，是煤就有发热的可能，未能得到发热也不等于就是无用，而一块好煤，是不是非得以常见的、惯有的发热方式来体现自身呢？
停刊前的《诗神》（河北）、《诗歌报》（安微）也多次对诗歌民办报刊进行过集结，《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1986的联合大展几乎具有一种历史性的转折作用。不可否认这样的公刊对民刊的指认、帮助和集结及时让一些重要诗人（诗群）及其文本异常地浮出，譬如福建的“新死亡”，山东的“诗歌”，南京“他们”、车前子“原样”、庞培“北门”及“北回归线”、“面影”、“倾向”“影响”等——而说及时，是指他们的崭露不过是早晚的事。他们的诗歌并无被“埋没”或被分开刊物否决的可能，后者其实也没这种否决的能力——这当然并不完全是因为后来（社会转型后）民办刊物的普及和强壮。否决往往也能是局部的否决。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某期《诗神》民间诗报刊专号里，主编曾以自生自灭的离离原上草（大意）来喻叹民办刊物的困境中的倔强生长。2003年第三期《诗歌月刊》（安徽）民办诗歌报刊专号的综述文章题为《民刊：隐秘的生长和现状》，在2002的民办刊物《葵》（天津）里，主办者也有一篇名为《葵：一份民刊的隐秘生长》的文章，所叙大意是办刊的困难历程，这也是诸多办理者记忆里长在的一个结。几乎所有民办报刊都百感交集的会谈到办刊的艰苦和困难。这是正常的，一个孩子的孕育、生产、培养过程当然有太多酸甜苦辣。
那么干嘛还要办呢？这么问并不多余！而解释也不会超出我们的“想像”：诸如为了真正的诗歌、为了独立的诗人人格和诗歌精神等——其实也就是一种诗歌本能，当然只是其中一部分；独立和真正——民办刊物的这种已成传统的“内核”在今天，难免变质。
这儿就不能不注意到：昨天的民办刊物有其特性，也肯定与今天的有区别和分歧，而今天在谈到它时，往往总离不了反复提及昨天，“昨天”成了固定的“背景”，某种无意的混淆就难免出现了：昨天民办刊物的一些重要特质和闪光点被挪用来代替今天很多民办刊物的平庸与暗淡，极力让今天的“民刊”（都是民刊）收容进昨天民刊的阵线上，但事与愿违。
光阴似箭！随着时政、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的相对变化，今天民办刊物的办刊出发点、主办者和参与者的水平和认识、刊物内容、传播途径、传播范围和刊物的影响与昨天相较当然有了变化。
新世纪初由诗歌民办刊物《锋刃》（湖南）主召的衡山诗会为诗界增添了明显重量的影响，来自各省的当时的诗歌革命者不仅是带着新式的热情参与，还带着新的认识与思考，而且，还将参与的结果付诸于实践。2002年初，在福建召开了“首界中国民间诗歌发展研讨会及民间诗歌报刊年会”，它的“成功举办”的前提其实是某公办诗歌刊物的效应使然！因为是否“成功”如果不以这份参与或怂恿的公办刊物的事后宣传，又如何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呢？而此会的一个口号：“民间诗歌刊物已经成为中国诗坛的半壁江山”，这种宣言似乎可以说明诗歌民办刊物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仍存有可爱的小农意识和革命的幼稚病！这次打着“中国”旗号的“全会”的召开（结果难免需要公开刊物的发布）似乎就为了证明半壁江山的“翻身”？如果说湖南会议的显得“七十年代”，稍晚两年的福建会议则显得“六十年代”！
二、民刊与先锋
先锋是民办刊物始终高举的大旗。这也几乎形成某种“共识”。总的看，中国的诗歌土壤有着先天的温故知新的习惯，它并不具备激烈的外在式的先锋产生的氛围，它需要外来的强烈冲击才会有及时的反应。或者稍确切些讲，先锋性可以体现于诗人与诗歌而不是——作为载体的诗歌媒介，这也是诗歌本身的特性决定的，诗歌作品的先锋色彩应早于媒介强调其本身的先锋色彩之时，除非有可能的理论，然中国当代的诗歌理论通常是由诗歌作品启发或提醒的。这样，我们已可见绝大多数民办刊物只是简单的作品承载体，对于“先锋”——只是极少部份的有价值的民办刊物的内核，价值体现在它承载的是一定时段内话语（或文本）的相对独异性。
在诗歌民刊《发现》（北京）第4期里，有一篇题为《时代的弃婴与缪斯的宠儿》关于60年代出生诗人的评述文章，作者认为60年代出生诗人的“先锋”着重于文本，以此双向推之，50年代出生诗人（朦胧诗及北京的“今天”“北洋淀”等）的“先锋”则功在人文自觉，背景是意识形态，70年代出生诗人的“先锋”性则是实验：形式与内容的种种可能同步得到了拓宽和深化，背景是社会形态。这样，是不是就为80年代（及70代后期）出生的写作者提出了难题？后来的80后将以什么立足？但似乎很少有80后的写作者自己凑近来思考这个迟早要压到他们肩上的问题。
先锋定义在中国至今无共识，但显然形式上的革新为主要表征，这样看，诗歌的先锋表达也可能等于是一次性的——因为，如果它是可以学习、可以模仿的，它就谈不上先锋了！正如初看到一道做工奇特的菜肴，会令人眼睛一亮，但对于这道菜的制作者和该饭店而言，继续就已是重复。而部份民办刊物所高举的“先锋”，多属于合理的想像，应是一种艺术反叛和抵触情绪，是对此前的写作方式和一些早已有之、但又与时势有不适的传统诗歌观念和惯性思维的反抗，虽然这种反抗可能会因当事人本身力量、素质、水平等而以讹传讹、而事倍功半、而失效，但少数的高举先锋旗帜者确实会因耳清目亮，因而比绝大多数因只作为简单承载体的刊物更靠近先锋之门、诗歌之门。
当文本呈现相对独异性和合适的陌生化，它也就因此提供了一种启蒙性的参考和新鲜的佐证，但不是也不该是导引——当导引功能最大限度扩大，必定在反主流的同时自建一个主流，如果它恰好具有一定话语权，对文学的发展必将是忧大于喜，害多于益。
因为随之而来的是“集体无意识”或新的（诗歌）公众心理定势的产生。比如四川的新非非、福建的新死亡和京津的下半身，它们作为民办刊物和诗歌流派并不限于是一种载体和自娱，当它们带着明显的倾向和观念，并以相似文本进行大面积播散，对诗歌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是，如果普天之下都是色情诗歌，天下乌鸦一般黑，那它可能就产生了一种色情话权语或乌鸦特权了。
在诗民素质虽有改善但仍不乐观的今天，已有部份民办刊物有了这种特权，起到了调控诗歌公共意识的双面作用。近年来是民办刊物的大好时光，百花齐放本正常，不正常的，是有意为之又功夫在诗外的故作独傲群芳之态。在诗歌道路上没有永远的冠军，也没有真正合适的唯一的优劣评判标准，也少有谁能命名自已是最好的，位于当代中国诗歌前列的于坚西川韩东大约也不会如此自擂，当一个实在的写作者过多去关注这些，他就只能离世俗近而离诗远，但是当下如火如荼的诗歌大广场里确有一类闲人常犯头脑发热，而一些民办刊物常常加重了这种传染病。
想想，西川于坚韩东以及翟永明等最初并不是从民办刊物进入我们的视野，相信他们也不是真正从这条曲径分叉的道路进入更多人的视野，并因此得到认可和肯定的！当然，就算“我”的视野很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有个问题恐怕是民办刊物的钟爱者和呼唤者没注意到的，即：一份内部刊物的力量，无论如何，或最大限度地，离不了公办刊物最后的“提拔”“指认”，毕竟，就以传播途径、读者量为指标，民办刊物的影响始终有限，一般所认为的重要的好的民办刊物——其重要和好无一不是通过公开报刊的再命名！当一份民办刊物开始成长了，它对公开刊物的要求也就随着开始了，除了需要对方注意并给自已一个名份之外，更需要借助“官刊”（官人）——的力量来扩大传播！这是中国特色。另个异常的情况是，亦有官刊（官人）颇颇入驻民刊阵营，借助所谓民间力量来达到更广的社会面上的认可。
从昨天到今天，民办刊物分娩后，向公开刊物奉送早成例行公事，这种略带“上户口”意味的“请指正”，这种妓女式的请求从良和体面的秋波有多少民办刊物办理者没有干过？而多少民办刊物人士同时不断以顽强毅力向公开刊物投稿，而且，多少民办刊物办理者的大作不正是陆续进入官刊序列？本来，编刊为传播，传播为尽可能宽广，无可厚非。但显然，一方面强烈遣责公开刊物的种种不是，同时又不断奉承和投其所号，若说昨天的民办刊物多少还有点“骨气”，今天的民办刊物中的相当部份多是软脊椎动物的乐趣园？而这也正是今日民办刊物兴盛的一大潜因。
因此民办刊物的真正的于诗有补的作用是：相互间的存在和交流使“中国诗人”有了立足之地，并产生一种生态平衡和制约，正是民办刊物这种相对的变动和“稳定”促使了诗歌在沟通与借鉴中得到发展，并在过程中对相当部分公开刊物所承载的平庸的、格式化的诗歌施加积极“改写”作用（有时是革命性作用）。但后期民办刊物的作用实际上已远离诗歌而更靠拢诗人，主要功能是人际交往而非诗歌交流。总的看，虽然“进入”或“插入”早成事实，而看当前诗歌民办刊物，应避免那种数量越多越喜人，种类越多越好，传播越广越表明繁荣的看法——以读者的多少论英雄——乃双效益与诗歌大国的虚妄！
三、民刊产生及类别
沟通欲望的产生是中国诗歌民办报刊出现的第一前提。艺术作品需要传播，需要媒介，众所周知的是长期来的专业媒介状况不令人满意，它包括阵地的稀少、阵地主办者和所有者的水平有局限，以及意识形态的不正常的影响等等，因而另起炉灶是为必然。
其次是写作者发表的欲望，这种本能因人而论，很难界定，一方面作品需要交流，需要批评和指认；另一方面，“发表”也充满着功利和虚荣心的扩张，这种诗歌“成就感”动机正使越发多的写作者（多是在写作初期）投身和委身民办刊物。这在部份70年代出生诗人和很大部份80年代（包括70年代后期出生）表现明显，它的一个副作用是世俗化功利意识开始冒进，诗歌艺术开始从精神界挤出，跻身社会空气，空气是看不见的，当然也是复杂的。
此外是主办者的某种诗歌责任感、理想和英雄情绪。这是最值得肯定的，也是很具价值的，这种志同者的诗歌抱负的表达才是自办刊物的意义所在。它还能体现具有文学信念的人们跨起审美界限、地理界限及其它阻碍，凭着某种精神的友谊靠近的可能。但这种抱负却也有可能在具体运作中事与愿违。
显然，一份诗歌自办报刊的出现和生长原因是复杂交错的，因此，以“层次”论，可兼为产生与分类的同一前提。
大众型，属文学爱好者的圈子式热身娱乐行为。是种子选手和爱好者的学习园地和情感集散地。其间也偶有专业人士应约进入。扩大点看，挂靠各级文联、作协帽子但是可以由个人自由操作的内部交流报刊也属此类。
专业型，是有一定水平的诗人同仁的集体会所，是运动员的锻炼平台。这是当下民办刊物的主体。它八面来风兼容并包，对诗歌质量有相当的要求。如《中西诗歌》（澳门及广东）、《诗前沿》（北京）、《阵地》（河南）等属于此类。
地域型。关于地域化的认识一直众说纷纭，常见的是它的积极作用和由此的反作用及它的圈子特色。民刊中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刊物（网络）占有绝对数量，其“地域特征”多是指作者的户籍或籍贯的相同。从理解的角度讲，全球化是汉语诗歌的福星吗？地球村概念适合当下汉诗吗？因此也不如说诗歌的地域性有时起着“遗址”式的堡垒作用，但诗歌刊物的地域性却又是另外的作用，这是一个较复杂的话题。以前至目前中国的行政区划，决定了具体区域经济文化进程的差异，精神与物质的生产和生活导致民间刊物的地域化的出现是正常也是必要的。
职业型。这是从事相同或相近的职业的写作者的暂时集中。从写作上讲这种刊物对文学的作用相对微弱，其社会作用要明显些。这类集中方式由个人自办的情况极为少见，它主要由企业、由行业协会承头并提供经济保障，因此它有时也明显具有活跃行业和企业文化的功能；如大到中国地质文联、小到一个工厂的内部报。近年来，由于打工群体的涌现，出相应出现了《打工诗人》等民刊。
思想型：这个说法欠准确。它的倾向常超出或脱离诗歌，以诗为壳，从文化角度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反拨。有一定启蒙意义。但因其有很强的针对性，预期作用其实很难如愿。
学者型。《非非》（四川）、《诗镜》（四川）、《新死亡》（福建）、《诗探索》（北京）及某个专题性内部资料属于此类。它有明确的有价值的诗歌倾向、诗学观念和理论探讨。这种内部资料当是“民办刊物”的高级部份！
四、民刊的发展
由于媒介稀缺和文化气侯原因，昨天的民办刊物有明显补充作用和散发思想者先声的意义，这也许是某种“隐秘”气息的源起和悲壮色彩的出现原因——在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的文学观念的交替挤压下，在无路中开路，当然充满太多太大的难度。
这也使昨天的民办刊物成为一个气场。当年毛泽东曾说柳亚子因为有气才写诗，说的是——愤懑，也有怒向刀丛觅小诗之意。其实诗歌最需要的是鲁迅之气。联系起后来的国情和文化大气候看，这股气流是混杂的，有怨气，浊气，也有清气、正气和才气在内。但毕竟诗歌不等同于咒语卜辞，铁肩担道义之外，重要的可能还该有紧贴语言的灵秀和智才之气。这也是频频出没于昨天民办刊物里的绝大多数诗人渐被时间过滤出去的原因。造反有理，乌合之众多是临时充数；光阴似箭，多少汽球凭空飘远！
而当人们提到昨天的民办刊物时，往往关注的，或普遍认为有价值的部份，是从思想文化角度来看的，也即是偏重于对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勇于反拨的那类先声和心声。从这个角度看，昨天的刊物，艺术表达及交流常先放在第二位，首当其冲的是一种意识形态角度的唤醒和敲门！由此也可以说，昨天的先行者以诗为枝，以思为干，在和诗歌同向的另一条路上不断叩问、解惑、反弹。
先行者往往注定是孤独的，坚持往往意味着必定的寂寞。但是，孤独者却不一定都是有价值的！价值与否往往又需要在后来者的阐释、甄别和追忆中体现。因而甄别是个重要的环节。随着社会转型的开始，诗界也出现了投机者将历史割裂、混淆真实，把民间、地下当作了自身的文化标签的贴金行为。这其实也是种脱离艺术之道的“剑走偏锋”走法。换个角度看，“历史”也可以就是一张白纸！因此它只需要来者的真实与善良，对真理、真相的责任心——我们需要的则是在芜杂的野地努力识别出真秀与假秀，并时时从“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联想到：知识越多越可能失去真善美。
野火烧不尽！为什么诗歌的非公办媒介这么多？小说散文等就很少出现这种情况。也许在词无达诂诗无定法之外，在诗歌本身特有的形式之外，也能说明一个一开始就摆在“诗人”面前的却不愿去承认的老问题：诗歌这种文体的审美力量、抒情边界、批判指向本身就是无限度的，诗人的审美观、价值观、人生观各不相同，诗歌的“运动”是一种永远的相对的现在进行时。更有甚者，根本就没有什么能成为检验诗歌的唯一标准，只有实践，只能实践，只好实践，只是实践！
如今的诗歌民办报刊情况是遍地开花、百花齐放、山花烂漫，并且在发行范围、数量、质量都大为改观的同时，呈现出自由自在、自生自灭、自然而然的景象。这种可能让人欣慰的茁壮之势当然不是表明民办刊物“从此站立起来了”，它是当下消费主义和主流意识形态这两只手交替松弛和运作的结果。
1、经济基础决定诗歌建筑。钱当然能实现部份的、休眠的抒情梦。这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诗歌民办报刊多出现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的现象就可以看出。但数量并不与价值挂钩。2、饱暖思文化。文化当然更多地与经济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有关！它在使诗歌报刊自办频频亮相的同时，也使这个过程成为另一种消费。3、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对宽容使经济动力与文化消费渴望有了合拍和实践的可能。空间相对宽泛。4、诗歌网络的兴盛。交流有了更大空间，激情有了发挥之地。网络与纸质媒介相互促进。
今天诗歌民办报刊的盛行又反映了何种文学处境？多年前的经济状况是计划生产和管理，是票证时代，现在则是市场化商品经济，各取所需；诗歌民办报刊也是这样，太多，就见惯不怪，就平淡无奇，就可有可无，就只成为办理者实现其文学乐趣和抒发常情的玩具，大部份是这样。
五、民刊现象的认识
为什么同样是媒介，诗歌民办报刊通常能得到肯定、甚至对其作用显得无限扩大呢？这似乎有点不正常。一份刊物也就像是一个文本，它需要的是受者的眼睛，办理者其实不用自已定论。再者，自古，书籍只能百里挑一，99%肯定是垃圾，事实也已表明，更多的报刊在今天更多是一个简单载体，是空洞的篮子。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见，对民办刊物的大力肯定者，更多是有“民刊经历者”，我深深地理解这种经历（真话），但，经历表明过去，民刊经历者用的却是越发牵强的“想当初”的潜意识，老话说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沉溺于历史又意味着什么？沉溺于历史使一部份内部诗歌报刊人士总是自觉地与公开刊物、与后来的公开报刊有意无意地划清界限和保持距离，更有甚者，否认、压制和怀疑除自身之外的诗歌媒介存在的合法性。
特定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环境当然产生相应的诗人与诗歌，在中国，它可以是专业研究者的方向，却往往被视作了重要的的方向，比如持有鲜明政治信仰的诗歌，它肯定有珍贵的价值和值得发扬的部分，但又肯定不是全部。在这个问题上，相关的诗人、民刊与相关的研究者无意间搭成合谋。我们是否可以回察一下自己的视角？无论如何你的研究都只能是“之一”，无论如何，当事人也不能用之一来替代全体。
问题恰恰在这里，中国诗人习惯于在自我心理暗示中突出“之一”的“重要性”，这与诗人共有的自我突出习惯类似，比如诗人时常主观而唯心，他会认为诗人这种身份的重要，他会认为他的诗歌的重要，会认为诗歌的重要——也会认为政治抒情诗是诗歌中最重要。过分强调的政治性（思想性）时，往往又会忽略艺术性及其他。
显然，这种失衡是难免的。问题却不完全是衡与否，而是——前提：是诗歌；这是首要前提。显然，会有诗人将政治态度作为评判诗歌的重要标准，这也无可厚非，但实际上的接受与评判诗歌的标准却非如此。比如，提到里尔克、阅读博尔赫斯或学习泰戈尔，读者会否一开始就关注的是这些人的政治信仰，是穷是富或什么党？因此，对当下的诗歌载体，就有必要从当下角度来认识，而且不能脱离诗歌本身来认识。
民刊的散播“惊动”了公办刊物，后者的介入（它们能不介入吗？）却也正是推动了民办刊物繁殖的潜因之一。这种招安是双向的，是大势所趋的相互作用。如《诗歌月刊》（安徽省文联主办）每年拿出一期辟为民刊专号，《星星》（四川省文联主办）面向网络的下半月刊则向民刊进一步敞开宽容而温和的胸怀。《扬子江》（江苏省文联主办）等也开办网站，《诗刊》（北京中国作协主办）则用的是“下半月”方式。
这样，“坐享其成”的公开刊物在笑纳民办内部刊物的同时似乎又“迫使”或无形中给后者加注了另外一种身份：草稿本？好男打天下，好女通过收服好男治天下。当内部载体成为供货方时，公开媒介就成了“借鸡生蛋”或是“寄生虫”。这也许算是另一种众所皆知的“隐秘”？事实正如此。但总的说这种共生的事实是于诗有补的。
另外还可看到，对民办刊物上的诗人的某种界定相当困难。正如在媒介这个前提下，前文所说于坚、韩东可算是“很民间”的，却又是“很公开”的，似乎还可以假设他们从不涉足内部刊物的话，大概也不会影响他们成“著名的”优秀诗人的，在此他们就分成了两瓣，在公开刊物里受到肯定，在民办刊物里也得到了盛赞，那么，他们应该属于什么阵营？或者说，是不是有必要确认他们的身份？
从“于坚”似乎还可以看到，他在公开刊物和内部刊物的出现都能增加刊物的重量，对于一份公开刊物，如果它里面的作者都是一般水平和无名的，通常“得益”的是作者，反过来，一份内部刊物如果里面有了“于坚”似的作者，刊物就“得益非浅”。
因此，各公开刊物和民办刊物相互选择的标准一直是“以人为本”，即先考虑人，再考虑刊，刊物的重量也就是诗人的质量，事实上也是从人出发，刊物只是一个壳子。当然壳子有时也很重要，原因是：一是曾有重要的人进驻过这个壳子。名厨主理。二是这个壳子的制造方功夫在诗外，很擅于推销找卖点。
比方说《XX》刊，当说到这个字——民办刊物——主办者（主办地）——重要性——“重要”在哪里呢？不妨这么看：一些重要诗人进驻过，而这种进驻最初不是因为这个壳子的重要，而是约稿，约稿通常在朋友间进行，约稿不一定全由主办者“亲自”动口，中国媒介现况下，一般少有诗人会拒绝约稿，约稿当然是有一定标准和范围的。进驻的“重要诗人”由此就无意中提升了刊物的“重要”。品牌有了，“重要的”诗人们使它产生一定知名度，再加上随时、随地、多角度、多渠道的广告，知名就变著名，下一步，当“重要的”诗人们已抽身离去，赶赴下一个约会时，壳子下一步的装修事情就全靠主办者的功夫了，做得好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XX》——民办刊物——很重要——主办者自然也重要，随着这份“重要”刊物的不断抛出（自然是有针对性的）和挥泪自虐性自介，再随着主办者的诗作（姓名）不断在重要的公开报刊出现——这就足以让主办者自我感觉很是良好了！于坚在民刊《诗参考》（北京）里一篇题为《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文章中所言：“在民间，即使一个三流的诗人也可以靠着民间刊物声名鹊起，这是在公开的诗歌出版物上根本做不到的。”
于是，诗歌在这个过程中就难免受污难免靠边站了。这样的民办刊物将越来越多（当然永远不会是全部）。似乎有趣的正在于此：所谓重量级的诗人其实并不是纯粹的只局限和涉足于民办媒介的诗人！民间媒介的重量的产生其实并不来自民间。那么，民办刊物——它的内核——有吗——应该是什么？
六、民刊与网络
诗歌网络也是一种诗歌民办媒介。关于网络文学的研讨和批评早已有之。似也可以从诗歌民办报刊角度来理解——它，实则就是“诗歌民刊”的另种形式。在当下及较长一个时期它将是显要形式。
对于诗歌网络，也可以这么说，它与民办刊物涌现的出发点是相似的：它是大部份有文学兴趣爱好却又很难通过传统发表途径或很难达到发表水平的的业余写作者的自耕地和自慰器。一般而言，某一网络诗歌站点的优劣，或说实力（在此用这个词是想带出另个词：偶像！）并不由在线网络写手体现，时常在网上令眼睛停顿的，是“纸刊诗人”，传统媒介诗人的介入，才能使具体的某个诗歌网站产生出“实力”，并因此成为“强势媒体”。
这种“实力观”从网络编办纸刊、网刊的事实也能表明。一份有质量的网刊和网络纸刊，其质量部份通常由传统媒体型诗人承担。网络诗歌有太大太多的不足和漏洞，从这点说，网络又成了诗歌纸质民办刊物的选稿基地或草稿本？！
网络的益处是，一些（当然太少）文本（的部份）充满着令人括目的亮点，它体现也激发作者的想像力，一方面还给读者带来纸质媒介少有的阅读愉悦。长效的益处则是它像一阵阵持续不断的风，激活、感动着源远流长又平稳过渡的传统诗歌长河。但如果网络诗歌写作不考虑诗歌的一些必须考虑的老问题：比如艺术性、价值观和审美判断，那它也真的只是局限于饱暖后的愉乐和精神消费过程，这个过程也只能是自由自在，自生自灭。
不断有一些有文学和诗歌高学历者也跻身网络，但目前似未起到应该的引导和批评作用！其力量仍然主要是通过传统传播方式来体现的。另外是具有编辑身份（包括公开和民办报刊的编者）的诗歌网民的进入，他们的现身在有良好作用的同时也难免带来网络诗歌的复杂风气，诗歌写作和发展在网络本该具有的一些优势由此变质！在此不是说编辑们不该介入网络，也不是说编辑们的水平都值得怀疑，但显而易见的，每一个群体里都难免南郭，难免有取巧卖乖者；而民办刊物与公开刊物编辑间相互惺惺相惜互发稿子的情况已很明显，三流诗人既可摇身变为一流编审，三流编辑也因此可跃居一流诗人！
网络一大优势是其信息性。“灵石岛”诗歌网站本身则是一本诗歌字典或库房，“千秋网”和“中国诗人网”也具资料性质。网络作为诗歌信息传送的主要途径，像宣传栏和黑板报。网络很民间但又超越民间，它有很强的同仁和地域性但同时这种特征又不稳定，因为网络无边界，有界的是实则狭窄的公共观念。诗歌网络使诗歌得以加速传播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不能不重视的问题：传播快，消失也快，那么，结果又如何？由此看，纸质媒介仍是合适的库房？
由于理解的局限，我不能对诗歌网络的满意的认识，但感到网络的传播速度对于诗歌的作用很让人一言难尽，它的无界限交流一方面促进了诗歌的变化及可能的进步，但往往又有种“夹生感”，使写作者可以不需要文化积累和必须的自我摸索的练习阶段，就一蹴而就，凭借分行文字提供出的“信息”就显出了写作的成熟！网络在此就有些像“生长激素”作用了？传播的便利也可能造成写作者间的相互复制、写作探索的浅尝辄止等不良现象。
而总体看来，进出其间的人员（类似纸质民办刊物的读者）的流动性导致诗歌网站都有一种像超市一样的内容的不确定性，网络中的诗歌游艺者有相当部分充满娱乐意识、也有功利心和甚至与文学无关的动机。因此能长期“保质保量”并富有特色的诗歌网站非常稀有。另种常见情况是，这个月诞生一个诗歌网站，下个月就可能因种种原因关停，所以“当时”，是研究网络诗歌的一个必要指标，在评介一个具体诗歌网站时，前提应是某一个特定时段。随着网络业的发展和诗歌爱好者的更加适应，与诗歌有关的网络板块将会继续此伏彼起。
网刊和纸刊的辅助，能体现民办网络的“实力”或重要。一些民办诗歌网站也因此办出了好的网刊和纸刊。或是网站本身冷清，但纸刊却可能继续且保持一定质量。如《终点》、《南京评论》、《界限》、《或者》、《野外》、《审视》等，它们在具有综合性和兼容性的同时讲求质量，质量当然一种最有效的检验标准，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避免了网站内容因大而全而可能造成的风格欠缺。《诗生活》的兴盛也许最重要的原因是其参与者来自全国各地，地域与同仁的圈囿首先被撤除，但面面俱到的大一统和友谊性质的“世袭”又可能使其在满是特色的同时没了特色，产生“专制”。
个性对于诗歌网站也很重要。当我们说特色，多指倾向，单一的倾向对于网络和民办刊物而言也许才是生命力之所在，也使诗歌有可能发展，而不是你有我有全都有的面面俱到。说“诗歌网站”，是“驿站”，是相互有距离的此站与彼站，它避免无建设意义的随意“灌水”。所以，从网络这种载体的角度看，倾向明显的网站其实比综合性网站更价值或有附加值？它虽不全面，甚至少人气，但是有特点，至少能提供一种特征、细节、参考，因此对于网络诗歌，细分是必要的，分割也不会影响整体，像一栋栋楼里的各家各户，繁荣到户了，社区也自然繁荣。这种细分也正使四川《橡皮》、南京《他们》、《诗江湖》等能从网络大超市里达到顾客群体的固定，便于识别。
作为目前和今后的网络主力，80后网站集中了大群更年轻的写作者，有些已有一定特色，但在其中，70年代及60年代某些“特色”延伸的状况仍很明显。总体看，当下80年代后（含70年代后期）出生诗人目前所经营的网站参差不齐，自娱自乐的成份稍重，普遍欠缺成熟的诗歌主张，他们甚至需要到非80后网站来才能进行身份确认，他们的存在常受到年长者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是喜忧参半的、也是暂时的——这也是网络的特性使然。而网络诗歌的发展、更新——这个责任必须由，也只能由80后写作者来完成，因为他们年轻，本身就是与E时代关系密切。同时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年轻的确就包含可以预见的可能：较高的文化层次、观念、生活与生存环境、对事与物的接受能力、无拘且无压力的艺术实践等等。
来源：中国艺术批评 {:soso_e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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