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调的诗歌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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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调的诗歌之低
——民间诗刊

张清华

　　下半年收到的民刊出乎意外地多，以致于让我疑心又出现了“民刊复兴”的迹象。两三年来因为受到网络媒介的冲击，民刊数量似乎一直在趋减，一些老牌的名刊相继停刊，但今年以来又多了起来，一些新创刊的读物如周瑟瑟等人的《红色玩具》、丁成等人的《音囊》，还有阿翔主编的《大象诗志》等都在视觉和质量上有夺人耳目之感。罗列其中比较重要的还有如下几种：
　　《诗参考》总第二十六期，二○○八年十一月出刊，中岛主编；
　　《大型诗丛•诗》（新死亡诗派）总第十三卷，道辉主编；
　　《赶路诗刊•伸出所有的手———诗祭五•一二四川大地震》，任意好主编；
　　《赶路诗刊》（江西专号）总第六期，任意好主编；
　　《独立》总第十四期，二○○八年八月出刊，发星工作室整理；
　　《大陆》纪念号，二○○五、二○○六、二○○七合刊，总第五期，二○○八年六月出刊，郁郁统筹；
　　《诗歌与人•五•一二汶川地震诗歌写作反思与研究》总第二十期，黄礼孩主编；
　　《坚持》复刊号，二○○八年春夏卷，总第五期，广子、赵卡主编；
　　《剃须刀》二○○八秋冬季合刊，张曙光、桑克等合编；
　　《存在诗刊（作品集）》总第七期，存在诗刊编委会编；
　　《外省》总第四期，二○○八年九月出刊，简单主编；
　　《诗歌现场》二○○八年冬季号，总第五期，朵渔主编；
　　《陆（福建诗歌专号）》总第二期，陆诗歌论坛编；
　　《追寻诗页》总第七期，乔书彦主编；
　　《不解诗歌年刊》二○○七卷，总第二卷，余怒等编。
　　限于篇幅，暂只录这些，有一些虽属于民刊，但通过出版社名义公开出版，或属于官方作家协会主办，故不列其中。这些刊物绝大多数观感精美，印装质量不在公开刊物之下，作品质量略有参差，但总体上都属“专业感”很强的刊物。这里我不想一一评述它们的短长，只想借其中的“低诗歌丛书”：谈一个问题。
　　在所有我收到的民刊与诗歌资料中，最显赫的，要数由龙俊主编的三卷厚厚的“低诗歌丛书”《低诗歌批判》、《低诗歌代表诗人诗选》、《低诗歌年鉴》了。该丛书名为“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二○○七年十一月出版”，实际行世应是在二○○八年，而风格和内容均为典型的民刊，因为如果放到正规的出版程序中，无论如何它也很难以此面目通过。关于“低诗歌”的情况，迄今还较少有人正面谈及，特别是在“正规”的“学术”场合下。以今年的情形看，其来势可谓猛烈而“高调”。而且不可轻视的是，它还集合了一些像张嘉谚这样的“草根族”的理论家，他对于“低诗歌运动”的理论阐释可谓十分详尽。这也使我认识到它并非“小众”和一般民刊的边缘行为，从整个的时代、社会的结构与诗歌的格局看，它似乎正成为一个巨大的人群或阶层的代言者，一种具有庞大受众基础的诗歌思潮。
　　什么是“低诗歌”呢？发表于二○○六年八月十日“低诗歌论坛”的一篇宣言如是说：
　　“低诗歌”是中国诗歌的急先锋。
　　“低诗歌”是中国诗歌的“极端主义”。
　　低诗歌原则：无禁区，无原则，无秩序，无终极即“无极”。
　　低诗歌姿态：无知。无畏。极端。彻底。决绝！如果一些人非要给它扣上一个帽子，将它视为诗歌文化艺术的“反动派”，它乐于接受，并不作任何辩解。
　　低诗歌使命：对现有各种“合理性”存在和“非合理性”存在以及当下文化艺术潮流（包括主流和先锋）进行彻底颠覆。低诗歌的任务就是破坏……
　　低诗歌态度：永远不要被认同，永远不要被接受。不管任何形式的和潜意识的，它的被承认和被接受，将是它最大的耻辱！……
　　这是低诗歌的理论旗手打出的旗帜和开列的信条。与人类历史上一切艺术宣言比，这应该是“最牛”和最彻底的口号了，它甚至反对被认可和接受，不啻最“无极式的精神思想解放运动”了。与前些年曾流行的“用下半身反对上半身”的“下半身诗学”比，其文化与美学内涵也远为宽阔。不过，仅从字面上来理解其叛逆性还是不够的。某种意义上，低诗歌运动反映了中国当今社会剧烈分化中的一种底层意识形态，它是带着悲愤与无望、卑贱与不平的思想情绪的一群，他们用否定性的立场和态度来看待一切，从另一个角色或用另一个方式，来表达着底层、草根阶层的境遇、情感和思想。这和历史上欧洲资本主义情境中出现的“达达主义”、“未来主义”等左派思想，与诗歌运动中的一切“现代”主张———包括当年朦胧诗、“第三代”崛起之时的叛逆主张———还不一样。那些马里内蒂式的宣言中虽然也声称“破坏”、“狂热”、“原始”、“摧毁”等等行动，但他们所代表的似乎只是“年轻”二字，因为年轻即是“权力”的对立面，而似乎并不代表人群中特定的阶层。现在，低诗歌确乎体现了我们这时代“广义的底层”或草根的价值立场与意识形态。
　　显然，“不平而鸣”是低诗歌的发生基础，否定和向下是其认识论的原则，粗鄙和求真是其审美的信条。结合张嘉谚的阐释，我们对它的特点会看得更清楚些———这位事实上已经相当“年长”的来自贵州的诗人和批评家之所以有如此的活力和“火力”，大概与其久居边缘的压抑感不无关系：“低诗歌成为中国先锋诗歌历史走势的最新表现……它的出现是这个垃圾时代的合理产物，也是我们生存其间的社会现实之丑假恶泛滥的必然反映。它的‘低’未必意味着诗歌精神的堕落，相反……它负起了审伪（审假）、审丑与审恶的批判性使命。”“认同肉体生命、立足广袤大地、落到社会底层。站在平民甚至贱民的立场，无情地揭露横行高处的假、丑、恶，以‘不合作’甚至‘以下犯上’的挑衅姿态加以嘲讽。”“语言直截了当，不再是精细雕琢或朦胧晦涩的写法。以崇低的精神（皮蛋、凡斯等）实施反叛，以审丑的观念（杨春光等）介入现实，以反饰诗学的语言（丁友星等）便于为大众理解。这种以‘民本思想’（龙俊等）为基础的低诗歌力量，如同巨人安泰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势必从根本上汲取最深厚的力量。”（1）这段话可谓比较详尽地解释了低诗歌运动作为一个诗歌与意识形态、文化与美学思潮的现象的基本含义。
　　然而低诗歌还有一个最根本的特征，那就是“文本的边缘性”———我用了这样一个词来描述它，是出于表达的不得已。因为仅仅用“粗鄙”、“粗俗”，甚至“粗野”都只能涵盖其形，而无法传达其神，它的词语的粗蛮在多数作品中其实真的充满了痛感、尖锐、合理性，甚至震撼人性的力量，但从修辞的层面上它们确实很难在任何“公开出版”的载体上被保留下来。这使我感到矛盾，或许这也是他们所追求诗歌之“低”的一部分吧。不过我在二○○八年的诗歌年选中，最终还是从《二○○七，低诗歌年鉴》中选出了曾德旷的几首诗，他的《我没有故乡》、《我把自己同进城挑粪的农民相比》、《我生下来就是为了歌唱》都给我带来了震撼，甚至感动。我必须说，这位曾因为在网络上发表了自己隐私和“不洁”的流浪生活而引起了争议的曾德旷，真的是一位功底深厚的诗人，他在卑贱的生活场景与心绪中，书写出了令人颤动的悲凉诗意。“我没有故乡/我的故乡/早已迷失在迁徙的路上/我没有避风港/我的避风港/是秋风中候鸟的翅膀/从南方到北方/从人间到天上/秋风，隔开了星星的诗行……然而小草中的血液/然而血液中的呼喊/终于让我再一次走在路上/只有这时候/我才不再悲伤，只有这时候/我才觉得自己又回到了故乡”。
　　悲情、凄楚、无望、苍凉，确实是好诗。当然，这里无法征引他的那些更具破坏性修辞和粗鄙风格的诗句，但不管怎样，在诗歌中可以读出写作者真实的卑微，读出其身份与生活的卑贱，这就是见证的力量，诗歌永远因为见证而高人一等，因为它能够带来阅读的感动。他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真的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在呼喊和挣扎，在生存的底线上，在美丽诗歌的表象下。我们当然不能单独和无来由地推崇粗鄙的修辞，或“道德优势”式地看待和解释底层的生存，但也应该明白，诗歌真的没有权力漠视这真实的情境和悲凉的声音。
　　“低诗歌的高调”是有道理的。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张嘉谚：《中国低诗潮》，龙俊主编：《低诗歌批判》，第5页，北京，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7。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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