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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慢走,校园挥别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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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14 22:51:3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诗人慢走,校园挥别精神领袖


  “请一定要看《天涯》第6期多多的诗,他的诗令我激动得莫能名状。”诗人彭凯雷的呼机“嘀嘀嘀”地响起,沈浩波的整条留言充斥着他难掩的兴奋之情。

  1998年11月27日下午,年轻诗人沈浩波冲出北京师范大学阅览室直奔宿舍楼,去找共同写诗的戴华,告诉他自己发现了一个多么优秀的诗人。但令他恼怒的是,戴华不在宿舍。于是他又冲到四楼去找杨志,却依然让他大失所望。沈浩波回到寝室,给他的导师毛峰家里拨电话,糟糕的是,毛峰不在家。终于,沈浩波打通了灵石的电话,总算找到人好好倾诉了一番。沈浩波意犹未尽,又给写诗的哥们儿朵渔、亢霖、彭凯雷等在呼机上一一留言。

  “那时候的我们都特别单纯的只是喜欢诗歌。”上学的时候,彭凯雷常常骑着自行车去北外参加诗友聚会,去北大聆听未名湖诗会,组织全校范围的诗歌大赛……在他印象中,王家新、孙文波、欧阳江河等著名诗人都来过学校做讲座,而老诗人蔡其矫、青年诗人苇岸也会欣然出席诗社的活动。“从讲座到活动,形式虽然简单甚至简陋,但氛围热烈。”这些记忆充斥着人民大学毕业生彭凯雷白衣飘飘的年代。

  199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来自北大、人大、清华、北师大、北外等京城各大高校的诗歌爱好者把魏公村西口(北外)的一间教室围得水泄不通,教室里时不时还传来雷鸣般地掌声,诗歌讨论激烈地进行着。受邀参加的各校诗人,轮番上前念诗。一首好诗念出来,台下欢呼雀跃,因为掌声次数太多声音太嘈杂,诗人甚至念不下去。“有时候台下听众激动了,还自告奋勇冲上去念几首,毫无秩序和规矩,最后淹没在大家的齐声朗诵中,整个教室形成一股强大的气场。”彭凯雷兴奋地回忆。而遇到表现平平的朗诵,听众也毫不客气地吹口哨、起哄:“下去!下去!”

  讨论会结束,彭凯雷约上迟宇宙,继续讨论会上一句没有清楚的诗词。北京的冬天寒风凛冽,从北外到人大,一路向北,他们吵了一路辩了一路,却毫无意识到夜幕降临,当到达人大校门口的时候,已是夜深人静。

  彭凯雷指着办公桌上一本已经泛黄的诗集告诉记者:“这本《朋友们》,当年我们自己凑钱出了500本,我还掏了200大钞哩。”起初,沈浩波和朵渔结识,一见如故而萌生了筹办一份“同仁杂志”的念头,后来与各校诗友交换意见,都得到肯定。99年10月上旬,沈浩波约了亢霖、巫昂、杨志、灵石、彭凯雷,陆德传在北师大东门外的一家饺子屋里边吃边谈,最终敲定筹办一本叫《朋友们》的诗歌合集。

  于是他们在各校征集诗稿、凑钱印刷,甚至偷偷跑到天桥下和书摊上售卖,“居然也卖出200多本。”这虽然是一种折本的买卖,大家依然乐此不疲。开始的时候,彭凯雷觉得作为诗人跑去叫卖好没面子,过几天有个女生跑来问:“这刊物什么时候出下一期,是不是还在这个桥底下卖?”凯雷突然觉得混身寂寞得到了排解。

  诗人不死,他只是悄然隐退

  “95年到99年是诗歌彗星的尾巴,我赶上了。在此之前,是诗歌辉煌的八十年代,在此之后,慧尾扫过,留下一片空白。现在要么是小众私语,要么是隆重的表演,纯粹真诚的诗歌离校园越来越远。”彭凯雷说。

  八十年代是中国诗歌当之无愧的黄金时代。全国高校中,形成了以北大、复旦、北师大、武汉大学、华东师大、吉林大学、安徽师大等高校为核心的学生诗歌创作队伍,他们创作诗歌、组织社团、创办报刊、印发诗集,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校园诗歌运动。高校“四大诗社”中最著名的“复旦诗社”和“江南诗社”都诞生在那时。那个年代大学里也走出了许多诗人:海子、张曙光、沈天鸿、祝凤鸣、西川、臧棣、王清平、西渡……而“工人”出身的北岛、顾城的经典作品在学生里的声望越来越高,可以说,能成为一个诗人,是八十年代学生们公开的理想。

  在北京,诗人们喜欢到紫竹院和玉渊潭办朗诵会,有几次朗诵会听众来了上千人。一位听众记录了今天已在社会上灭绝的玉渊潭诗会:“一个叫陈凯歌的年轻大学生站在土坡上,风很大,下面听众有四五百人,还有外国记者在拍照,最外圈是警察。北岛示意听众安静下来,可是没有奏效,芒克站起来,用眼光扫一遍观众,下面就安静了。然后陈凯歌激动地朗诵了食指的《相信未来》,北岛的《回答》……”

  在上海,《诗耕地》主编陈先发“像革命党一样,搞着诗歌运动”,是“复旦诗社”的中坚分子。他领着一批校园诗人,和专为校园诗人朗诵作品的剧社成员,辗转于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等校。大学生对先锋派诗歌研读的气氛异常热烈,王寅、陆忆敏、陈东东等一批重要诗人的风格都是在那时期形成,一度呈现“上世纪八十年代学院诗歌幻景。”

  99年夏天,彭凯雷从人大毕业进入香港《文汇报》工作,他在毕业诗作《人大是我的祖国》中写到:“天空干净,草坪干净,人大校园是一个祖国。我听见自己最后的声音在轰鸣,诗人是祖国的心脏。”该诗后来被《人民日报》海外版刊载。有人说,诗人担当起八九十年代校园的“精神领袖”。

  据彭凯雷介绍,90年代的很多校园诗人现在都“转行”做了传媒。沈浩波成了磨铁图书的总裁,策划出版的《明朝那些事儿》风靡海内外;迟宇宙当上了《新京报》副总编辑,其25岁应柳传志之邀创作的《联想局》引起强烈争议;陈先发任新华社安徽分社副总编,长期研究安徽农村问题和淮河灾难史。“他们就算从事各行各业,但诗人的气场一直存在。”彭凯雷认为,诗人都是有使命感的,“诗人不死,他只是悄然隐退。”

  校园诗歌成了行为艺术

  彭凯雷毕业十年后的人大校园,天空依然干净,草坪依然干净,但诗人不再是“祖国”的心脏。

  有一个人大男生,总喜欢下午坐在宿舍14楼窗台上,看着夕阳发呆。即使周围常常投来不解的目光和调侃的话语,他也依然我行我素。他就是“80后”诗人的代表人物之一——任牧。

  “刚开始别人把我当成行为艺术,觉得我这人很怪诞,久而久之大家也就习惯了。”作为人大诗社社长,任牧却有自己的担忧:“诗社本来能招收的成员就特别少,一年也许只能招十几个人,不像动漫社、科幻社能招上百人。在我之前,有彭凯雷、彭敏、何不言这样重量级的师兄,可现在已经看不到那样的氛围了。”

  任牧曾受邀参加中央民族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央美院等高校的诗歌节,他发现,与80年代相比,大学生的作品已经跌落到习作水平。“现在的学生追求的东西太多了,写诗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投入产出比太小的东西。”已经工作的任牧如今也不写诗了,他自嘲地说,“如果谁在天天工作后,时不时还吟出一句‘今天北京的雨中掺杂着初雪的味道’,那实在太矫情啦。”

  他用“生活庸俗”来总结他自己的现状。任牧坦言如今在各种交际网络上看到他们同一批校园诗友上线时,会立刻闪人,“我感到羞愧,纵然很多人面临着巨大转变,但依然有人在坚持。”

  上海的肖水就是一个“坚持”的人。2004年,肖水来到复旦大学继续攻读研究生,“复旦诗社”社长找到肖水希望他接任社长,肖水却推辞了。社长悲情谢幕后,将诗社交给了刚入学的大一学弟。几个月后,肖水翻看诗社刊发的诗集,惊讶的发现诗社成员中只标注了5个人的名字。突然间,他觉得应该为复旦诗社做些什么。“如果诗社有需要帮助,你可以找我。”肖水给学弟社长发了一条短信,得到的回复却是:“那你来做社长吧。”隔天,学弟就拿着一个塑料袋扔到肖水面前,塑料袋里只装了两件东西:社团管理条例和入社会员资料,这就是他的全部财产。

  手下无将是首要面临的问题,他在BBS上发帖“急招诗社助手,请有意者于明天傍晚复旦校史馆前面的草坪上集合。”第二天,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向校史馆,等了几个小时,才有人开始问:“这是复旦诗社招助手吗?”最后,他等来了十几个应征者,还包括几个外国留学生。

  有一次,肖水邀请一个浙江的诗人过来讲座,这位诗人还带来了另两个朋友。三个人几天的食宿,突然让肖水很窘迫。最后一天有个人问肖水:“你们办活动有没有资金?”“没有,都是我自己出。”那个朋友看了看肖水,毫不犹豫地从口袋里掏出1000块钱塞到他手里。

  “直到今天每次诗社活动,我都会向大家说起这段往事,眼泪就快流下来。这笔钱帮助复旦诗社渡过了最窘迫的时刻。”07年9月肖水毕业,发起成立“在南方”诗歌传播机构,继续致力于在“长三角地区”开展针对大学生的诗歌义务传播活动。“如今的校园诗歌环境差强人意,90年代末到现在,校园文学生态可以说没有根本性的进步。”肖水无奈地说。

  如今,在八九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复旦诗社的社员少得可怜;北大五四文学社每年新人不超过5人;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梅南文学社连续招新三天,竟无人问津。武汉大学“樱花诗赛”、华中师范大学“一二九”诗赛关注者寥寥,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奋进者之歌”已停办。这些当年响当当的诗社,在今天的简介中,主要写着的还是当年的丰功伟绩,极少提到最近的突破。

  90年代北大诗人代表性人物胡续冬,毕业后留校任教并长期指导对校园诗社活动,他见证了未名湖诗会的衰落。在其《北大诗歌在九十年代》一文中提到:未名湖诗会自八十年代一年一届延续,原本是一个在北大范围内挑选出优秀诗作,在诗人登台朗诵之后当场评议颁奖的诗歌竞赛活动,诗会曾多次与崔健的来校演出一样在容量最大的大讲堂举行。但由于此后的校园里写诗的“瘟疫”一经“兼职”和TOFEL、GRE的治疗再也未能广泛传播,未名湖诗会开始取消竞赛、评奖过程。九十年代以来诗会举办地点的变化极富戏剧性,先是在容纳四百人的电教报告厅,后来换到容纳三百人、条件简易的二教,进而退到容纳一百五十人、设施极其简陋的生物楼101。

  不要问青年为诗歌做什么,诗歌能给青年什么?

  “诗社里根本出不了诗人。”中国第一本古典诗词与现代诗合集《诗解毒》的作者宇文珏在就读于上海财经大学时,参加了舞蹈、表演、乒乓球、英语等十几个社团,却独没有参加诗社。对于6岁就开始在爸爸的单车上写诗的他,为何对校园诗社如此不屑?

  “因为不需要。”在他的大学生涯里,所在的校园根本没有诗歌环境。他隐约记得隔壁的诗歌社在他打CS的时候搞过几次活动,但是稀稀落落的成员和格调,连他都没有影响到。“根本无法学习和交流。”宇文珏的大学创作是孤独的,写诗是一种闭门造车,而周围知道他会写诗的人仅仅只有自己的女朋友。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吴伟元认为,诗社的组织者没有组织好活动,没有在上面花功夫。现在的一些文学社社长关心的都不是真正的文学本身,而在关注保研、加分等旁边的东西。

  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吴优在很多人眼里是个“文艺青年”,热爱读书、常常写一些感性小文,却从不写诗。他认为,好诗需要深刻的生活和感悟,作为学生他还没有,所以写不出来,而现实也让他对诗不感冒:“八九十年代的大学生们会思考怎么样做个有用的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是谁? 咱们现在关心的是什么?我要找什么工作,以后在哪发展?我要怎样才能挣更多钱?这些想法是主流。”

  北京语言大学刘超谈到,“商业电影胜利了,通俗小说胜利了,流行歌曲胜利了。并不是说商业通俗流行一定不好,照样有高手能在真诚和商业间游刃有余。这里的矛盾在于,在嘈杂喧嚣五光十色让人应接不暇的尘世里,诗歌如何走钢丝?”

  其实,有很多人在尝试挽救诗。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师王永试图提高学生们对诗歌的热情,他的做法是将古代文学和当代传媒结合,让学生用当代传媒的方式演绎诗。在他的课上,他给学生看自己写的诗,让学生为诗做视频,布置“古代诗歌和现代流行歌曲”的论文,也鼓励学生写诗。

  诗人宇文珏认为,诗的尴尬在于无力,应该让诗歌借流行元素重归大众。“不是青年远离了诗歌,是诗歌远离了青年。”宇文珏的博客上晒着自己新创作的各种诗和乐,“诗歌有用,诗人有为”,宇文珏正在尝试古典诗词和现代诗(歌)的结合、诗歌与生活的结合。他甚至出版了一张诗与乐结合的专辑《诗の歌》,并走进大学校园里办演唱会,与大学生互动。

  “不要问当代青年能为诗歌做什么,诗歌还能给当代青年什么?”彭凯雷对诗歌未来还是存乐观态度,但是他觉得现在能看到的诗给青年人的东西太少,真正能引起共享、共鸣的太少,能连结普通人心声、心绪的太少。所以至今它被嘲笑被衰落是正常的。“二十一世纪的学生比我们眼界更开阔、更智慧,但面临的环境与世道更复杂更无奈,他们更渴望像李开复这样有着哲思底蕴藏的成功人士作为精神导师,单纯的文学青年和单纯的成功人士难以引起学生内心的共鸣。”

  实习生 庄郑悦 徐嫩羽 本报记者 唐轶

来源:网络
 楼主| 发表于 2011-5-14 22:51:49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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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5-14 22:51:5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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