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文学走向何方？——来自20省知名文学期刊主编的声音（新浪）
纯文学走向何方？——来自20省知名文学期刊主编的声音（新浪）在快餐文化风靡的今天，重提“纯文学”似乎有些不合时宜，有人甚至认为“纯文学是老古董，该进入坟墓了。”
的确，随着很多文学网站的轻松崛起，时尚杂志、报纸的强力冲击，纯文学期刊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走向了衰落。那么，我们的老大哥--纯文学，真的到了退隐江湖的时候吗？如今的纯文学又该怎样定义呢？
编者按：对人文、社会和文化大圈子的关注促使我们在高雅文学低靡的今天对“纯文学”重新做一个审视。
我们想到了曾经辉煌过一阵子的纯文学刊物，他们曾经是文学青年奉若至上的神灵，如今芳踪难觅，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想什么？
为此，我们特地向国内20多位知名文学刊物的主编约稿，请他们借此舞台倾诉心声，在这些字里行间处处可见文人的执拗和操守，虽然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这些声音显得有些微弱，相比“轻舞飞扬”的台词还不那么动听，但这是真实的。
这些声音仿佛在说：纯文学还有梦，有梦就应该有未来！ 《小说选刊》：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作者：柳萌
对报刊编辑这个职业，可能是太有感情了，即使从岗位上退下来，只要有编辑朋友来访，我总要打听一下情况。久而久之我发现，我国的报刊出版业，从由公养到自我找食，所以会如此快地完成转变，而且越来越兴旺发达，除了国家政策的宽松，还因为有敬业的编辑。正是由于他们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坚守着办刊方向，寻觅着生存方式，我们的一些报刊才会发展。我做为一个比较老的编辑，为我国有这样一批业务骨干，感到由衷的高兴和钦佩。
在当今统称为传媒界的行业中，除了电视和广播这两种行档未干过，报纸杂志和出版社的编辑出版，我都曾经干过许多年，其中的苦辣酸甜都尝过。如果非要做某种比较的话，我以为，办杂志尤其是办文学杂志，远比办出版社和报纸难。即使像<家庭><知音><读者>等，这些大众化的走红杂志，他们也是经过寻寻觅觅的艰难，最后才找准自己生存方式的。而更多的文学刊物，至今仍然在寻觅着，今天这样改版，明天这样变动，其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倘若没有一点敬业精神，以及对于希望的坚定信念，就这番折腾劲儿都很难承受。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发问，办刊物艰难的原因在哪里呢？我们不妨做个比较：跟出版社比较，刊物没有出版社的多种高含金量的书号，以及内容和定价的可塑性；跟报纸比较，刊物没有报纸的短周期的灵活性，以及新闻和版面的多变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刊物的宗旨、周期和定价一旦定下，就很难再做重大的改动，不管有多么大的风险、困难，都只能顺着一条道跑到黑。出版社和报纸则完全不同，今天不合适明天就可改，即使一时遇到不景气，扭转的速度也会很快。尤其是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可以说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市场效果总还可以预见些，视图书具体情况停出或缓出，这在出版社是很正常的事。刊物却绝对没有这么幸运。一旦出版广告登出去了征订单发出去了，即使读者再少也得死扛着，倘若这时遇到纸张涨价发行费提高，赔着钱你也不能改变原有定价，这正是刊物天生的“苦命”。
所以，今天办刊人的苦恼与艰难，我完全能够理解和体谅，并且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敬意。而对那些在文化积累方面建树不大，只会出版畅销书挣大钱的出版社，我却并不认为有什么大的了不起。不信就让这样的所谓出版“能人”，到一家文学杂志社去当老总练练，我敢说十有八九会败下阵来。这也正是许多老出版工作者，真正称得上出版家的人，他们至今都不轻易自吹自擂的原因。相反一些占尽天时地利人通的出版社，靠自己社号书号含“名”量比较高的优势，出了些文化价值并不高的图书，倒是在那里利用各种媒介爆炒自己。仿佛佛中华、商务、三联这些国家级的老字号，用真正的好图书滋养了几代读书人，今天说起来都令人肃然起敬的出版社，反倒不如他们的那套野办法灵光了；简直是岂有此理的天大笑话，好象当今中国出版界就属他们能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用钱顺人扬名。
现在的一些文学期刊，处境可以说十分艰难。有的如<收获><当代><十月><花城><随笔><钟山><长城><中国校园文学><天涯><母语>等等，经过痛苦坚守和不断摸索，最后终于突出艰难重转，据说发行量都在渐渐攀升。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事情。然而更多的文学期刊，却仍然在艰难中徘徊，苦苦寻觅着生存方式。有的文学期刊的主编，他们本人就是作家、评化家，为这本刊物的生存发展，心甘情愿地放弃写作，倾其自己的心力时间去办刊，往往还不能为人所理解，我认为这是相当不公平的。在当前这种艰难的处境里，我觉得应该鼓励办刊人，在有关规定的大范围内，大胆地去闯荡去寻觅。中国的高品位期刊在生存，说不定就会在这种寻觅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壮丽前景，一支有市场意识的办刊人，也许会在这种闯荡中成长起来。
非通俗期刊，如学术、文学期刊，在今天的坚守和寻觅，都是非常辛苦和艰难的，应该给与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任何的坚守都是可贵的，任何的寻觅都是可喜的，没有敬业的精神，没有进取的愿望，就不可能有期刊的发展。在当前这种情况下尤其重要。
作家要有自己的作品
作家叶楠以小说、影视剧作名世，近年又写了不少短文章，而且多有自己的观点，读来很耐人寻味。谈潜艇沉落的文章，谈歌星演唱的文章，都刊登在<今晚报>副刊上。我读后都有些想法，曾及时地跟他沟通过，特别是谈歌手的那篇，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看法。只是在联系到作家情况时，我觉得他有点言犹末尽，甚至于可以说是欲言又止。所以我想就着叶楠兄的话茬儿，说几句我也早就想说的话，算是他对文章的续貂吧。
在<歌手要有动听的歌声>文章中，叶楠兄谈到某些歌手时，说“他(她)们所以能进入歌坛，所以能有较高的知名度，不是由于歌喉，而是于由其他原因，比如，有人缘，比如，有某种特殊背景，比如，容貌姣好，比如气度非凡，风姿绰约......要命的是没有自己主打的歌子，没有代表作......”接着他又说：“其实，这不仅是歌坛，文坛亦是如此。一般情况，作家有他的代表作，作品和作家的名号，几乎是人的名和号一样。”
叶楠兄的这些说法，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只是他的要求未免过高了。做为一个从事编辑工作多年的人，我接触的作家和了解的文坛情况，说不定比专站从事写作的他，似乎更多一些更具体一些。别说是以代表作立名了，有的所谓“高级别作家”“著名评论家”，恐怕连几本像样的书都没有，在文坛不是照样人五人六的吗？这样的所谓作家、评论家，叶楠兄给他们冠以“行为作家”，依我看好象都有点过誉了。而且也不是很准确。如果称为“掮客作家”，我倒觉得还比较合适，因为这些人的基本“行为”，无非是倒买倒卖，在作家圈自知地位不显，便谦称自己是某某家，在文学圈外的人群中，便又会以大作家自居，混迹在两头的中间，自己人中捞取好处。
那么，这些作家是如何混入文坛的呢？套用叶楠兄文章的说法：“有人缘”？“有某种特殊背景”？“容貌姣好”？“气度非凡，风姿绰约”？咱们不妨用排除的方法，一个个来验证一下看。
先说后边的两点：“容貌姣好”和“气度非凡，风姿绰约”，说一句不中听的话，在文学界打着灯笼，恐怕也找不到两三个，再说在这块地方，好象也用着靓妞俊哥。这两点就首先被排除掉了。至于前边的两点：“有人缘”和“有某种特殊背景”，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无。因为文坛毕竟还是得有点作品，完全用空手套白狼的办法，最初也还是没有人买帐的，就是一时能够得逞得意，到头来总有露马脚的时候。如果非要套用叶楠兄的说法，不妨这样说：“他们所以能进入文坛，所以能有较高的知名度，不是由于作品多或者写得好，而是由于其他原因，比如，会利用评论家，比如，有权术，比如，会走上层关系，比如，会吹牛说谎，比如，会拿权钱营私......”等等。“这些人要命的是，别说代表作了，就连像样的作品，恐怕都难有多少。一般的说，他们的名号，是跟职位和活动相连的，没有了职位，不再活动，他们就没有了一切，包括在文学界真正的朋友”。以我多年的观察和了解，这些人的出名登天，其基本的做法概括起来，就是两句民间话，一曰：“脸皮厚，吃个够”；二曰：“利滚利，好发迹”。
我说的“脸皮厚”，就是在开始写作时，尽量讨好巴结报刊编辑，想方设法发表自己的作品。只要他的名字出现在报刊上，谁再怎么说他“下三烂”，他都会当做好的歌来听。这种人大都会揣摸心思，知道当编辑的人十个九个，受不住几句好话一包茶叶，只要厚着脸皮找上门去，并且一口一句老师地叫着，不信编辑就真的一点不通情理。这也正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编辑的弱点。其实我们完全不了解人家的计谋，等着你把人家捧得出了名了，从原来的称谓老师到现在的称谓老某，这时才晃然在悟出自己上了当。
作品发表以后，名气自然也就有了，就算是占住了脚跟，编辑这时在他眼里，早就成了无用之物。下来就雄纠纠地向评奖进攻，对于那结评论家、论委，他又会像对编辑似的如法炮制，好心的书生们就会帮忙。最后得了奖又获利又出名，算是有了第一笔本钱，于是以这点本钱再投入，去争官职去谋虚衔，以此招摇不明真相的世人。这就是我说的“利滚利”。不信随便找个这类作家，拿他那个所谓知名度看看，大都逃不脱这个公式：投稿--认识编辑--发表作品---找评论家评论--活动评奖--获奖出名--当官坐主席台、登报刊，从此便会“著名”不离身。报刊稍不小心漏报一次大名，或者名次排得靠后，就认为是对自己不敬，都得利用权利让人家补上。可见这个名份对他是何等重要。
由于这些人的志向不完全在写作上，因此心思也不会往写作上边放，“作家”这个称号这时对于他们，不折不扣地成了一个招晃，只有在向企业家讨钱时，或者是在出国访问时，或者是在人前夸耀时，他们才亮出来装装门面。像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指望，他会有自己的作品呢？当然更不会有代表作。所以我说叶楠兄的要求过高。其实，对于还想头冠作家称号的人，只要他的名字跟作品连在一起，而不是跟别的什么头衔相连，我看就算是最实际的要求了。我们的文学也才会有希望。所以我的这篇小文章，借用叶楠兄文章的题目，就叫《作家要有自己的作品》。 《延河》：穷书生只有望洋兴叹
作者：《延河》杂志主编子心
全国现有期刊8000多种，文学期刊就有几百种，数量较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期刊业存在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刊物要想在激烈复杂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必然不断地进行改革，以期赢得市场的需求，赢得读者，占领市场。
进入九十年代中期，由于社会变革空前激烈，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期刊编辑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引发极大的转变。首先，编辑要面临市场经济冲击下，文学期刊普遍陷入的生存困境。长期封闭的期刊管理模式禁锢着期刊的发展，文学期刊不得不进行改革，重新建立同社会生活更活跃、更广泛的联系，变被动为主动。以我们的刊物<延河>为例：众所周知,<延河>创刊于五十年代，至今已有四十多年。<延河>有着辉煌的历史，光荣的传统。<延河>数以万计的读者至今还铭记着历年来杂志上刊发的精典华章和传世大作；至今还传播着各个时代的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延河>曾经发行过12万册，在全国广大读者中享有盛誉。在那个辉煌岁月，延河当时编制达24人，小说组就有十几个编辑。根据老一代编辑回忆，那时候延河编辑部经常组织作者座谈会，读书会，讲演会，诗歌朗颂会等等，业务活动十分活跃。随着岁月流逝，时代的发展，进入八十年代，<延河>面临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面对期刊林立，各种综合文化刊物，青年读物，妇女杂志走进期刊市场的情势，本应深化改革，奋起腾飞，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但由于体制、素质、观念以及1989年那场动乱的种种干扰而痛失良机、束手无策，只能靠国家微簿的业务拔款，艰难维持。
<延河>在过去几年，锐意革新，更新版面，刊发不少优秀作品，纷纷被中央级选刊转载或获奖，在文学界、期刊界深得好评，媒体赞誉再造辉煌。但是，在期刊发展的方向和改革措施上仍存在不少问题。实话实说，刊物的发行量决定一个刊物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自九十年代中期，刊物发行不力，企业文化联姻活动因商业经济滞后而终止，刊社经济日益困窘。显而易见，刊社经济困窘的实质是刊物没有走向市场，没有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也就相应削弱，实际上，全国文学期刊大致是自1995年以来就面临严峻的考验，市场疲软，发行量下滑，是每一本纯文学期刊老总的“心病”。尤其近两年，中外影视传媒十分活跃，各种时尚、生活杂志竞争上市，网络文学方兴未艾；各地文学期刊纷纷改弦易辙，加之作者队伍在经济浪潮中随波逐流，大量流失改行。由于文学商业化倾向日趋突出，致使文学期刊一些编辑也心志浮躁，情绪波动。过去旧的编辑观念(来稿加工)，逐步被策划创意编辑意识所取代；美编划版样、画稿、加尾花题图，早已被电脑印前制作、平面设计所淘汰。尤其进入新世纪，高科技在印刷出版业的应用，大大提高了各种高档、豪华、精美期刊的品位和质量。而我们这些困于原苏联体制下的社团会刊模式，以三大块传媒会员文学作品。这种落后、贫困，与之相比只能望洋兴叹。 《鸭绿江》：戴着镣铐怎么跳舞？
作者：《鸭绿江》杂志主编刘元举
我们改版后的刊物总算出来了，我听到了不少赞扬的话。听到好话，自然感觉舒服。但我清楚刊物出来的时间赶了个好点儿，正是过年的日子，中国人善良的传统和习俗，谁过年不给你说两句好听的？过完年可能就不大一样了。
我在鸭绿江已有20年了。这20年来，我与这本刊物的情感是不容怀疑的。我与这本刊物一同经历了风雨，经历了荣辱。一些老编辑充满天真的善意鼓励我说，希望鸭绿江能够在我的手里再造当年的辉煌。当年的辉煌是什么概念？是39万7的发行量。可能吗？尽管我们发动群众顶风冒雪去找小摊，摆放鸭绿江，可人家摆了一天就不给摆了，我们还把杂志送到了超市摆放。可我们那么好的杂志居然在超市里无人顾暇，不如一瓶包装粗劣的酸奶。
我们从去年的11月份开始筹措改版。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要把整个刊物改个模样，这在我当时下定决心时，居然没有考虑到其间会遇到多大难度。改变刊物怎么改？改不好两头不讨好。鸭绿江的办刊宗旨是不可改变的。有人说我们是戴着镣铐跳舞，其实，不是跳舞，是走路，你哪还有什么心思跳舞？你想想，光版本就考虑了几个回合：是小开本还是大开本？是16开还是大16开？我们处在一个讲究包装的时代，不包装你的刊物谁稀罕？反复论证，决定还是坚持16开，起书脊，增加一个印章。这一增加，一本就增了一块多钱的印刷费。刊物订价不涨，印刷费涨了，多印一本就多一本，涨价势在必行。但是，临近年底了，拜佛可太难了。利用老关系，我们办公室主任到出版局跑了五六次。不好使，人家说，得主编去一趟，听听想法，怕出现第二个“海燕”。我立马打电话约，人家说你等着我们通知你吧。这时候离新世纪只有不到七天了。就是说，我的刊物怎么往上印定价呢？厚着脸皮再打电话，总算定下了第三天。去跟人家讲，我们不是改刊，是改版。我们不是往坏里改，是往好里改，改给白领看的，增加文化含量和信息含量，增加趣味性，要改得好读。主要目的不是跟着通俗读者的屁股后边跑，而是要引导一种阅读。我们肩负着引导人们阅读的使命意识。这样一说，人家不仅放心了还到处帮着我们说好话。很快就批复了。
然后是换了印刷厂。新换的厂子不熟悉业务，然后是加班加点，本来刊物就晚了三秋，那就得往前抢。一三五坐班制为此而打乱了。其实打乱的不是坐班制，而是整个一种意识。我们的编辑都是约定俗成的思维方式与组稿方式，要适应新改的刊物思路就得重新作编辑。原先是靠自然来稿，现在是组稿。没有钱出差就打电话。在家里打电话电话费一家伙高出了三四百。编辑问我能报不？我得感谢我的编辑们。不能报销，却还得组稿。我更感谢文学界的朋友。我给陈忠实打电话，要求他在一周内把稿子给我寄来。给蒋子龙也是这样打的电话，结果，我发现越是大牌作家越守时越好组稿。第一期的那几位大名家的稿子就是这样硬弄来的。
接下来，我开始闹心了。怎么付稿酬？原先千字三十，现在能行吗？欠原先印刷厂二三万，现在印刷厂三期过后能不给钱吗？三期是多钱？差不多得六万多。而稿费呢？一期至少得一万块。那么，三期呢？还有去年的稿费呢？你还有心思戴着镣铐跳什么舞？
要过年了，弟兄们开支都困难，一会儿说某某单位发多少钱了，原先不负主要责任咱也跟着说，可现在不同了，心里边听着不好受。没有资本主义套硬头货咱就来传统八路的工作，去医院看病号。得把工作作得温暖一些。可我们的编辑非常能通达整理，知道我们单位没有钱，怕我们破费，说死也不告诉我亲属住在哪个医院哪个房间，结果，我们到处找，总算找到了。说起我们买东西探视时那才难为情呢！选这个，怕因便宜不合适；选那个，又觉得太贵兜里带的钱不够。结果回来时，打不成车了，走了六七站地，生生把耳朵冻破了。在寒风中走着可以思考，思考的主题是这样做有多大用处。真正的感动是回家后，编辑打来电话，很感动，这种感动也确实在工作上表现出来了，说为了你刘元举，我们肯定好好干。听了这话，我的滋味有点复杂。我们那儿有个习俗，似乎谁当头谁就该累就该苦就该倒霉似的，累死没人可怜你。你不是爱干吗？但细一想，人家一分钱奖金得不着，打电话组稿还得自己破费电话费，就已经够不错了。我确实很感激他们。他们在被这种改版的动力牵着推着走，他们都说在去年一年中，最累的就是开始改版那五十来天。
94年广西举办了全国省级纯文学期刊生存与发展研讨会，第二次是次年在杭州开的还是生存与发展，第三次、第四次就开不下去了，因为没有一个好办法。所谓开会开成了诉苦会抱怨会，我们评出了最悲壮的主编，最痛苦的主编，最难过的主编，只有一个主编是老板主编。后来，我就发现了文学主编与文学编辑开始了大逃亡。比如《北方文学》和主编李福亮离去，还有《湖南文学》主编最年轻的女主编离任，而刊物则远离了文学，变成母语。还有读一位老主编的挨打文章，更是让人揪心般难过。无怪乎有人说，要想把哪个人整出个好歹来就让他当主编吧。不在其位不知其难。
本来还想多说点作协党组具体关怀支持的话，还有作协其它兄弟单位的协作与帮助，还有到财政厅要钱的滋味儿，还有在座各位对鸭绿江多年的关心关爱，现在表现出的更加关爱，特别是在接到第一期刊物时，有些老会员老作者给我写来了好几封信，那些信有多么的感人，也都因时间关系而省略了。说到这份儿，我才猛然意识到，省略的也许是最重要的内容。
谢谢大家！ 《山西文学》：神神经经当主编
山西文学简介：
《山西文学》是一个老牌的纯文学刊物。山西省作家协会办的。其定价之廉，是全国的刊物中少有，80个页码，进口纸彩印封面，月定价3元，全年仅36元。就是这样一个刊物，而今竟也处境艰难。此前多少年一直是专人任主编。去年山西作协领导，突然异想天开，让副主席、著名作家韩石山先生出任主编。希图借此力挽狂澜，重振雄风，效果究竟如何，且听韩石山先生的风趣而凄楚的陈述。
作者：《山西文学》主编韩石山
你真的当了《山西文学》的主编？
真的当了。
这么大岁数了还做这个事？
江郎才尽了。
这是我当了主编后的一个时期内，听到的最多的问话，也是我最常用的回答。起初还做过别的解释，比如领导的委派呀，同事的推荐呀，说来说去，觉得还是这个回答最为简便。一个作家，写不出东西了，不去编刊物，莫非让你去当省委书记？为此还写过一篇《江郎才尽编刊物》，发在去年某期的《山西文学》上。
是挂名吧？
这就不好说了，起初确实想挂名，有常务副主编料理日常事务，后来就不同了。大约是从去年6月份起，真的做起来了。每天上午九点准时上班，十二点准时下班。一去了，先是打开水，接下来是拖地板，擦桌子。再下来是沏茶，看稿件，处理来信，接待来访，若有人来的话。偶尔也召集全编辑部开个会什么的。有板有眼，假的做成了真的。今年春天业务考核，全机关投票，一位负责同志事后对我说，你是得优秀票最多的一个。我心里清楚，多数人并不知道我的工作业绩，看重的是我的按时上下班。平日那么散漫的人，竟也人模狗样的按时上下班，浪子回头金不换呀。
江郎才尽云云，不过是搪塞，因为先前有才没才都还在两说。即便有，也不会大。我给自己的定位一直是“三流作家”，去年过年门上的对联就是“一级职称三流作家，四口之家六人在望”，后一句是说我有一儿一女，都不小了，希望他们在新的一年里都能找下对象。不是有才，那该是有志了。也不好说。先前肯定是有的，还不小，现在肯定是没有了。今年门上的对联是：“早已泯却恢灰志，且与岁月慢慢行。”
既不显才又不呈志，那是图了什么？
这话算是问到根子上了。你是看不见我，要是看见，你会知道此刻我的眼睛都有点红了，有点潮了，鼻子还一耸一耸的直吸溜。明人不说暗话，还是全交待了吧。
图这是个官儿，正儿八经的正职官。
我这大半生，——算他娘的什么大半生！就没有当过一个正职官，所有的职务全是副的。在咱们中国，副职是什么谁都晓得，说白了什么都不是。也有两个正职，太可怜了，一个是中学班主任，再一个就是家长。这后一个，也只是名分上的，外人不知道，孩子们都知道我在家里排在老几。第一是孩子们的妈，第二第三是两个孩子，第四才是我。满打满算，就中学班主任是个正职官，已是二十一年前的事了。想想吧，一个人干坐了二十年，能不急的发疯吗？别说给的是个省级刊物的主编，就是给个街道办事处的内部刊物，都会乐不可支的干下去。男人不当正职官，还算个男人嘛。
真正接了手，才知道这个主编不是好当的。也怪我当时高兴的昏了头。这话早就有人给我说过。原话是，这年头当个刊物主编，就跟当个国营企业的厂长一样，就跟当个贫困县的县长一样。某报上还说过，现在要是跟谁过不去，就让他当个刊物的主编。我听了看了只当耳旁风眼前云，以为那是说别人，韩某人当主编怎么会这样，疾风知劲草，板荡见忠烈，为国效劳，一展雄才，此其时矣。
看看我都做了些什么傻事。
刊物办的好不好，全看发行量。我们刊物的发行量不大，那是人们不知道我在办，知道了还不抢着订吗。怎么叫人知道，只有登广告。《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作家文摘》、《山西晚报》，先后都登了。别家的广告上，很少有写主编名字的。我的不光写，还要字大些。字大些还不行，还得加上些自负的话。反正我们掏了钱，只要不犯法你就得登。有一条广告词是这样的：“你是不是很在乎一本刊物的名字，而不在乎是谁主编的？”不是好多人都说我的文章好吗，那就上我的文章，广告词也就改成了：“期期都有好文章，期期都有韩石山。”真可说是寡廉鲜耻了。
那些年自费印过两本书，卖不出去堆在地下室里，何不来个“订全年刊物赠书一册”。光是旧书说不过去，又自掏腰包从出版社买了些新出版的书。一本刊物三十六元，一本书十几元，这是多大的好事。真还有人冲着这条订了我们的刊物。可惜不太多。至此也就知道自己这样的三流作家，在读者眼里是什么货色了。三流都不配！
世上无难事，只要脸皮厚。光这些还不嫌败兴，又是编书，又是征文，能玩的花样几乎玩了个遍。效果如何呢，可怜无补精神！
当主编一年多了，要说最切实的感受，只有一个，那就是，总觉得自己是同时生活在两个时段的人。比如说现在是7月，你在编9月号的稿子，手上做着7月的活儿，脑子里还得想着9月的事儿，刊物出来了，读者会说什么，领导会如何看待。时间长了，总也弄不清月份。正想着9月份刊物出来会怎样，有人问你什么，多半会不由自主地说，过了国庆节再说吧。弄得对方莫名其妙，以为这小子是不是当主编当得神经了。
也不全是坏事。有一点最可欣慰。那就是，你总比别人多活两个月。有的人今天死了就没事了，你要是死了，临死前还知道两个月后有个刊物出来，那是你编的。万岁的人不一定万岁，实实在在多活六分之一岁，也足以笑傲王侯了。
2001年7月7日于潺-室 《红岩》：和生活一样真实的面对文学
作者：《红岩》文学杂志总编辑梁平
文学在我们当下的社会里，说大了自己都理不直气不壮，说小了自己又于心不忍，只能真实的去面对，就像真实的面对自己的生活。每个作家都是从文学青年走过来的。每个文学青年都做着同一个文学梦。
我倒是觉得现在文学青年的梦与我们那时的梦多少有些不同了。这不同至少有两个方面，一在主观上，那时我们内心比较单纯，对文学充满理想和激情；二在客观上，那时的社会生活划分相对简单，文学是一件很神圣的事业。因此，那个时候我们的文学梦是灿烂辉煌的。
现在的情形大不一样了，我们的文学面对物化社会，我们的青年面对物化社会，无数灿烂辉煌的诱惑与你结伴而行，与你朝夕共处，与你迎头相撞，让你一不小心乱了手脚，不知所措。这还是从大处上讲，说到文学上来，现在流派纷呈，各家都说自己的最好；技巧各异，早已超出武林高手的十八般武艺。没准你文学的梦还没有开始，就被弄花了眼睛。我说这些，并不是故意要吓唬谁，现在究竟谁怕谁还不知道呢。我只是希望我们面对文学都应该保持清醒。
我接触到不少的文学青年，都很自信，自信到刚写了点小文章，就相信自己能够拿诺贝尔文学奖的不是一个两个。而且现在的人胆子都大，没有不敢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潜下心来，持之以恒认真写作的好。我看好山东一个县上的青年业余作者，叫闵凡利，我是在自由来稿中认识他的。他的小说就是他的小说，题材是他的，构架是他的，故事是他的，语言是他的。如果他不是潜下心来，持之以恒的对待写作，我现在说他的小说就可能说像这个或者像那个。
他后来在电话上告诉我，他的短篇小说《杀手如蚁》寄给不少刊物屡屡遭退。但他也相信自己，他相信自己是缘于自己潜心写作的心态。我把他那篇小说的名字改成了《死帖》刊发在《红岩》上，《中华文学选刊》和《小说月报》相继转载，八一、西安两家电影厂争相购买电影版权，最后与西安电影厂达成了协议。因此，就一个写作者而言，我想说的是，你不可能一生下来就进入成年；你也不要喝一口酒脸红就从此不再沾酒。成就文学非一日之功，最终还得靠实力和定力。说到文学期刊，这是与文学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
我觉得在真实面对的同时，更需要增强一种定力。办好一份期刊与成就文学本身一样，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左摇右摆，确定了自己的目标，就坚持；遇到困难就咬咬牙，一直走下去。《红岩》是去年第2期开始改刊的，改刊后的《红岩》得到读者的广泛支持和圈内的一致好评，这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到今年年底，改刊时间算有两年了，两年来的个中滋味很丰富，最突出的一是坚守文学，二是注重市场。对文学的坚守使《红岩》的作品不降格以求；对市场的注重使《红岩》的发行不断上升。
我们编辑部有这么两句话：读者是上帝，刊物是脸面。因此我们所有的工作都简单到一是不能得罪上帝，二是不能不要自己的脸。坚持这样的两个原则，我坚信刊物可以办好。现在困扰文学期刊的一个共同问题是经费，有的有一点财政拨款，有的没有。即使有拨款的靠拨款支撑刊物无异于杯水车薪。那么靠发行支撑？这对于大多数刊物来说，基本不现实。我觉得必须靠自己调整办刊思路。《红岩》改刊后最大的一个动作是利用有限的编制引进经营人才，改变原来杂志社单一的编辑结构，把刊物的经营和编辑工作放在相同重要的位置上，变单纯的编辑刊物为经营刊物。两年实践下来我们基本肯定和成型了工作思路。
明年又得有新的举措了。这是在确定了大方向的前提下的举措，现在说这个思路似乎为时尚早。但我们的工作已经安排，可以说的是，明年《红岩》将从现在的11个印张增至15个印张，240页，由原来的大度16开本改回正度16开本。定价由原来的每期10元上调至16元。除了保持和改善原有的风格外，《红岩》每期还将推出一部好看的长篇小说。我们相信，对于读者来讲，这是物有所值的。而且，从明年开始，《红岩》除了邮发，全国各大城市的报刊零售都能看到这一本全国拥有“最大房间”的文学期刊。
2001/9/1重庆 《福建文学》：我们一直在努力
作者：《福建文学》主编黄文山
文学期刊的生存状态，最能反映一个时期文学创作的盛衰以及文学在社会生活中所占的真实比重。无庸讳言，近年来我国的期刊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是期刊数量剧增，一方面是文学市场的全面萎缩，由此带来文学期刊发行数普遍下降。这一连续“利空暴跌”的结果是，把市场水分彻底挤干净。因为此前，文学期刊还是公费订阅的“宠儿”，现在则被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党政机关新办的指令性刊物所替代。同时随着文化消遣性刊物的不断增加，加之声光电读物的丰富和普及，又分流了一大批读者。而文学期刊自身，却从1978年前的不到一百种上升到目前的八百多种。文学刊物重复设置且千人一面，长期不变，忽视市场需求，也是订数下降原因之一。目前，在全国八百多种文学期刊中，期发量逾十万份的只剩下寥寥数家，大多数降至万份以下。以每种文学期刊平均发行三千册计算，全国文学期刊约有二千万至二千五百万个读者，这基本上符合我国目前的文学读者状况。
近来，关注和呼吁文学期刊变革的声音在各种媒体不绝于耳。办刊物一成不变，不能与时俱进，当然要被读者无情抛弃。但文学期刊如何变革则必须立足于自身的条件和读者的状况。我尤不能苟同把所有的地方性文学期刊都办成全国性的刊物，用重金争夺作者以期进一步争夺读者，虽能名噪一时，但若失去经济支撑则难以持久，甚而因失去立足根本而成邯郸学步。以《福建文学》为例，这是一家有着五十年历史的省级文学期刊，在全国期刊之林中，它虽从未大红大紫过，但它坚持不懈地为本省的文学繁荣做出自己的重要贡献，刊物也在不断变革中稳步发展。半个世纪以来，刊物培养了大批青年文学作者。据统计，建国后福建省成长起来的作家，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其第一篇作品是在《福建文学》或其前身《园地》《热风》上发表的。即在今天，每年仍有三五位文学新人通过《福建文学》登上文坛。因此，保持文学新人的专栏成为刊物一大特色。另外，福建地理位置独特，风光绮丽多姿，地域色彩浓郁，如何体现鲜明的地方特色自然成为我们办刊的着力点。去年，我们先后编发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旅游文学专号”、“新市井小说专号”等，均受到普遍的欢迎。
为适应市场的要求，明年，《福建文学》在改刊上有较大的动作，封面、版式、栏目及编排上均有新的变化，从而更鲜明地体现自己的个性。比如，根据福建散文作者队伍齐整且风格各异的状况，拟编辑“福建散文十二家”，每家均展示最有特色的一面并附短评等等。
面对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文学期刊必然会发生重组改刊等诸多变化，但作为期刊的品种，尽管其数量大可“减肥”，却不会消亡。因此坚持特色和不断创新当是文学期刊办刊人不可回避的两大课题。 《收获》：反思虽沉重 但也带来了希望
作者：《收获》副主编肖元敏
《收获》也曾经有过辉煌，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将近80万的销量。近年来，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滑坡，但是仍然能够有10几万份。有时候甚至会脱销。我想一方面这可能是因为有一定的品牌，另外一方面上在质量上精益求精的缘故。我们有严格的审稿制度，从栏目的设置上我们也很工夫，比如余秋雨《文化苦旅》形式的文化大散文这样的栏目，我们请来了陈
村史铁生等参与，访谈性的文字从思想和可读性上都很有创新。
但是这并不是全部。我认为普通人物的日常生活同样是我们关注的范围，比如最近几期有一些关注老百姓生活的文字。许多新人因此脱颖而出。
当然，期刊发行量是一个问题。应该说，我们的发行量与国内存在的发行体制僵化是有关的，随着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想会有一个大的改善。
关于纯文学衰落，我认为很难界定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从前每个省都有自己的刊物，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刊物，像这么大而全小而权的格局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从历史上来看，可能与80年代初期文学负载的使命众多有关。社会转型的痛苦被文学责无旁贷的承担，无论是思想婚姻生活政治被人们用文字的形式来加以体现，因而出现了文学热潮。随着这个转型的过渡，文学回归了自身，走向了娱情。轻松性成为一个特点。再有这么多的文学期刊是不正常的。某种意义上，文学期刊正在理性回归，正在走向正常。
历史的辉煌和现实的残酷给我们编辑带来了反思，沉重，但是也带来了希望。走过了痛苦，我们以平常心来展望未来。 《小说界》：文学——时代的号角和精神抚慰剂
作者：上海文艺出版社《小说界》副主编魏心宏
问：请问《小说界》的办刊思路是什么？
答：《小说界》创刊至今已经有20年了。20年前，正是纯文学最为兴盛的时候，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除上海的《收获》以外的几乎所有大型文学期刊，都是在那个时候创刊的。 实际创刊的刊物还不止现在这些，有一些刊物在这些年里逐步地被淘汰了，或者说办不下去了。现在留下来的，日子也未必个个好过，大型期刊的主办者，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作家协会系统，如上海作协的《收获》，江苏作协的《蜀山》；还有就是出版社系统，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代》，花城出版社的《花城》以及我们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小说界》。两个系统办的杂志，但面对的却是同一个市场和读者群体。两相比较，似乎出版社系统的书略强于作协系统。20年前，中国文学正处于一个群情激荡的时期，那个时期里，文学作品普遍受到人们的欢迎，那是因为，人们需要文学。文学在那个年代晨，充当的是时代的号角和精神抚慰剂，而作家往往是新思想的发明者或者是敢于发出疼痛呼喊的第一人。但现在的情形却似乎完全反过来了。文学已经从人们的视线中退出去了，已经不再能激发人们的什么热情，或者给人们带来点什么。早在文学过热的时代，就有作家指出，文学处于那样一个地位，有那样的轰动效应是不正常的。现在好了，一切正常了，文学倒反而不太正常起来。
《小说界》在创刊的时候，他的地位构思是以多样化的小说来体现自己的特色。发展到今天，应该说这个思路基本保持了初衷。当然，我以上所说的那个整个社会以及文学消费的变化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刊物。我们刊物目前在全国的大型文学期刊中，无论就影响还是发行量来说，都处在中游偏上的位置。
问：《小说界》的主要特色是什么？
答：和所有的文学刊物一样，我们刊物始终是注重以发表中国当代作家最新创作的中长篇小说为主，几乎所有的当代中国著名作家都是我们刊物的朋友，他们的作品都在我们刊物上发表过。现在回过头来，再来看那些作品，我们深感，刊物的进步实际上依赖的体现的就是作家的进步，时代的进步。
除了这些小说以外，《小说界》还有两个比较显著的贡献：一个是“留学生文学”，这可以说是我们刊物在全国的文学期刊中首创的，伴随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的出国热潮，大批中国青年人留学海外，他们在海外的奋斗以及辛酸的历程为人们所关注。我们在这个时期，连续不断地发表了大批很有质量的留学生创作的小说，受到海内外读者的欢迎。很多海外的报刊也对此作了介绍。另一个贡献就是在全国第一个开辟了“七十年代以后”这个以发现新一代作家为主的栏目。这个栏目从1996年开始出现，在全国范围内发现了大批“文革后”出生的一代文学新人，他们的创作甚至引起了海外文学界的关注。尽管，目前人们对这个新而年轻的写作群体看法不尽相同，但是，新的一代必将走上文学舞台这个趋势却是不可改变的。受<小说界>的启发，全国很多刊物都开辟了类似的专栏，或者都开始对这些新一代作者刮目相看，也可以这么说，整个九十年代，中国文坛的最大的事情就是出现了作家的换季。和其他领域相比较，文坛人才的换季几乎是最晚的。这是由文学创作的特性所决定的。
问：说到新一代作家的出现，请你谈谈你对这个创作群体的看法。
答：新的一代，实际上就是“文革”后出生的一代，西方国家类似的是“战后”的一代。现在他们这一代人中已经有人当到国家精英了，像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德国总理施罗德都是这代人中比较突出的人物。至于说到现在的小布什，那就更是不在话下。这代人在文学界也有一些代表，如享利-米勒；塞林格等，他们在文学史上，有一个听会教人愤怒的名字：“垮掉的一代”。这些年轻人登场亮相的时候，为社会所否不惯，他们的作品为人们所不齿，甚至连作家自己进出国门都成了问题。但是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现在在西方国家都已经给予了重新认识，并且得到了承认。这恐怕也是一个规律。
我们自己的这代人走向文坛的时候，所面临的情况比起西方国家那些文人似乎并没有多少简化。最主要的困难，以我的看法，是“文革后”这代人成长的社会以及涉及到青年人心理成熟的条件，似乎不是很看得清楚。缺少一种响亮而且有力的概括。如果，单凭这些当事人自己去摸索，很难保证没有一点偏颇。从目前已有的作品看来，这的确是一个最大的阻碍和屏障。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这代人在文学上的生存，就不会长久。另一个问题是，这一代作家身上具有既贴合传统又试图反叛的矛盾心态。从他们的一些作品看，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生来就是反传统的。事实上，当他们还在初涉文坛的时候，往往超出人们对他们的估计，他们显得很有计策，在艺术趣味上做某些妥协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原则问题。和他们的前辈相比，他们似乎更聪明，相时而动，游刃有余。而实际上，无论是对生活，还是对艺术，他们都有着自己的想法和追求。他们一点都不含糊，可以设想，再过一些年，这一代人将正式登场文坛，那个时候，我们再来全面系统地评价他们，可能比较从容。
说到新一代作家的成长，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憋在心里好久一直想说而未说的，这就是社会风气问题。在这批年轻人走向社会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有些人是爱搭不理的样子，但是，一旦发现他们已经出名了，就蜂拥而上，不管他们写什么，都照单全收，使得很多本来很有才华的作家对自己的创作产生了一种浅尝辄止的浮躁病。很多杂志和出版社，对待他们的态度是各取所需，有的刊载他们的照片，把这些其实长相并不出众的女作家炒作成什么“美女作家”，有的故意把一些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的讹传到处刊登或者不负责任地连载，名曰主持正义，实际上骨子里是想借说这事招集一些读者，而目的不过是想求得增加一点发行量，如此而已。还有的出版社浑身上下大概只有一个本事，就是去抢别人花了劳动的成果，他们根本就不关心这些年轻作家的成长。他们的思想和艺术，他们只是把他们当作摇钱树，根本没有半点职业道德和水准，为了抓到一部稿子，“一天可以打十多个电话”，并且允诺一些几乎完全违反职业道德也不符合出版规律的条件，直到他们完全被引诱而同意为止。在这样一种充满引诱的气氛下，有的作家头脑就不清醒了。在这样的风气下，要使这代人中产生什么非凡的作家，我看是很悲观的。
现在，让人感到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还在不断地投入写作，他们志向高远，才华横溢，出手不凡，我想，这个趋势同样也是挡不住的。
问：你对目前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怎么看？
答：中国当代文学在这二十几年当中走了一个由高峰跌入低谷的曲线。这反映了文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乃至功能的变化。二十年前，中国社会改革伊始，人们还没有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这个时候，万事不动，文学先动。文学中却已经在激荡着滚滚春潮，拨乱反正，鲜花重放，冲破禁区，探索未知。文学显示了独特而且优越的功能。在那个时代里，人们可以从文学中感知新的思想和勇气，发现自己的落伍和禁铜，找到前进的方向。文学完全成了一个响彻云宵的时代号角。我记得那时候，蒋子龙的一部<乔厂长上任记>，竞然引来全国人民的争相阅读。叶辛的一部<蹉跎岁月>更是让多少知识青年以及他们的家长泪水唏嘘。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文学似乎已经失去了这种先知先觉的优越条件，作家也从人们关注的中心逐步淡出，而文学作品的发行量更是一落再落，落到今天，有一些实际上是很有水平的文学刊物几乎已经无人问津，经济上接近倒闭。这个巨大的社会角色的转换对作家、对出版文学作品的出版社都是一个很不容易对付的局面。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最大的变化就是，文学主潮和作家群体的散落，使得文学很难聚合起较大的力量。这个局面直到今天，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改变。
有人提出，文学不能过于狭隘，文学属于文化的范畴，应当把文化的概念引入到文学中来。第一个提出这个概念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作家钟阿成。一时之间，文化这个概念到处使用甚至滥用。虽然经过这样的变化，我们的文学作品不像过去那样单单就是一个传声筒，不大艺术，而是变得好看起来，人性起来，但是，这似乎也没有从根本上挽回文学的败局。
重写历史是一些文学甚至包括影视绘画在内的艺术作品找到的又一条门路。在这个思路的指引下，出现了一批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杰出的作品，但是这个思路的一个致命的弱点很快就显出来，那就是逃避现实。
所谓的“新写实主义”大概是硕果权存的较有生命力的一个文学“派别”，但是，这个所谓的文学“派别”，其实是一些文学批评家的发明，叫人感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命名为这个流派的代表作家自己都不知道甚至不承认自己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我也一样不大明白什么叫做“新写实主义”。似乎就是一些把过去和现在连通起来而手法上既不特别拘泥传统同时又有所兼收新的手法的作品。这样一个态度暖昧的文学模式，很难有什么实质上的超越和作为。
当文学家们还在思索的时候，时间却已经骎骎驰过，新的社会及其在这个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已经出现，他们绝对不会只满足于只看别人写的东西，他们已经到了可以发出声音的时刻。
凡此种种，都体会了文学不甘被社会冷落的顽强求取精神。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认为始终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那就是，文学在度过了实用期后，怎么才能蠃得一个可以和社会长期友好相处的地位，尤其是在今天中国这样一个比较疯狂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中国图书市场化后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把读者都当作顾客看待，而相应地就把图书全当成商品。中国需要成熟的读者，而包括文学作品在内图书则应该理解为是文化产品，是精神食粮。不能一讲市场化，就什么也不要了，只要钱。
问：你对网络文学怎么看？
答：所谓的网络文学，我一直不大感兴趣。上海广播电台请我去该谈的时候，我还说了一些不大恭敬的话。但是，我想，一种文学现象的兴趣，不可能完全没有一点道理。网络文学的一个特点就是，无论你是作者还是你是阅读者，你都是有偿的，必须要支付金钱的。这和读书的人就不完全一样了。书当然也要买，但是，我们知道，真正读书多的人其实并不是买书最多的人，正所谓买书的人不读书，读书的人不买书。所以，我觉得网络文学有一个特点是图书作者和读者不能比较的，就是他们都是自觉自愿的。
我也上到网上去看过一些作品，还有的网站请我去给他们的文学征文当评委，借此机会，也看了一些作品，感觉比我想象当中要好。我现在感到，网站聘请的那些的文学编辑似乎都比较外行，好象充其量只能算作是一些文学爱好者，但是，他们的敬业精神却出奇地好，非常勤快，不屈不挠。这当然是一个好的开始，不急功近利的话，是有希望的。
网络文学中也的确有一些好手快手，他们思想另类，文字蹊跷，点子够多。我想，他们也具有一些传统形式作家做不大具有的特点，比如，他们比较接近年轻人的思想和生活，或者干脆他们自己就是年轻人中的一员。还有，由于他们是在网上写作，作品从一开始就减去了审查这道关，所以，文字书写较少受到僵化思维的影响和条件的拘束，比较自由。另外，网络写作还由于独自在电脑面前写作而又完全不顾及读者或者什么名声的影响，所以，出言很轻松，而且似乎还有一点私语的性质。凡此种种，都和传统写作模式有很大区别，这有可能促成好的作家的出现，也说不定，现在不是遽下断语的时候。
问：请你谈谈出版界的情况好吗？
答：我国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出版国，每年出版新书大约已经接近12万种，而全世界每年出版图书约80万种，中国占了八分之一强，在中国之后是美日俄德，都是每年5万种左右。中国目前图书市场大约是每年400多亿人民币，而全国大约有550多家出版社，如果再加上一些附着在出版社周围的书商，这些书商有的每年出书的规模也并不亚于一家正规的出版社，解放前，由巴金先生创办，解放后一度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后来又改为新文艺出版社，现在是四社即文艺、文化、音乐、音像合一的出版总社，每年大约出版新书700种，日出2书，还有10份杂志一份报纸，每年年产值大约在3.6亿左右，也就是说大概是全国市场1%的占有率。目前，我们出版社正准备发展成为上海第一家杂志联合体，大力发展杂志行业，是出版界的一个新的值得探索的途径。
我国出版业的特点是发展快速，规模庞大，但是，由于无序竞争，出版资源过度开采，造成类似小煤窑式的文化垮塌现象，从而毁坏了本来可以通过规模运作之后大量开采的文化地层，所以出版物在追求数量的同时，质量严重滑坡，全国每年出版的新书那么多，但在第二年能得以重版的数量只有百分之二三十，也就是说，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书的寿命就是一年，第二年就失去在市场上流通的资格了，这是需要全出版界认真对待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十月》：文学就是阳春白雪
作者：《十月》主编王占军
我们《十月》的印数一直比较稳定，而且稳中有升。
我们的宗旨很简单，就是贴近读者，努力提高刊物质量。我们不跟风，不炒作，也不用频繁改版，我们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而结果就是“曲高和众”，也就是在保证纯文学刊物的高品位和高质量，保证文学的严肃性，保证刊物风格的连续性的前提下，反而能赢得一些关注纯文学的读者的喜爱。
我认为80年代掀起的文学热潮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可能有社会、政治各方面的因素在里面作怪，倒是从刊物的实际情况来看，我觉得现在这个时期，文学还原了本来面目，已经步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
其实，文学根本的元素还是小说、诗歌、散文，它的面可能比较窄，但是读者群比较稳定，而且我所知道的《收获》等几家比较著名的文学期刊，和我们的情况也差不多。我们并不担心发行量会下降，就是总在琢磨怎么把刊物的质量提高。不过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有些作家文学创作上受商业因素的影响太多，这种情况让人担忧，所以我们刊物的作者一直都是抱着严肃的态度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我们和他们的关系也比较亲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