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民刊现象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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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民刊现象浅谈

文/赵卫峰

一、作用


诗歌民办刊物和公开刊物一样在中国是一种特别的现象。这早为共识。这种现象并不只是中国特有。也不只是当代文学特有。甚至也不只是文学特有。特有的前提是土壤。“民间刊物的历史就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史”——这个早已被民办刊物主办者和拥护者引以为荣的评判过于绝对，是因它几乎否定了民办刊物之外媒介的积极作用。不可否认的是 ，“它对于中国当代汉语诗歌的推动起了很大作用。”——这也早为共识。

事实上，“文学史”这三个字较能体现或检验民办刊物真正的“作用”，这种作用使文学史有了补充和完善的可能，也因此可以让其中充数部份被过滤出去。但因此的进入文学史情结也正在迅速潜滋暗长，极端的说法是“改写”。

这种进入情结使民办刊物中的一部份办刊倾向有了偏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内蒙的雁北、阿古拉泰等主编的公开刊物《诗选刊》就没有忽视过“内部资料”，现在看来，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中这份刊物的出世是非常难得。而那时的民办刊物似乎少见那种对立的、愤懑的常见的民间式埋没情绪。其实在诗歌的前提下，只要有传播和诗歌的空间，“埋没”的可能性并不大，“埋没”通常成为一些写作者对公开刊物不悦的理由，“埋没”的潜台词通常是“民间”，而“埋没”实际上与“民间”相辅相承，在某种程度上互为因果。是煤就有发热的可能，但一块好煤，是不是非得以常见的、惯有的发热方式来体现自身？

停刊前的河北《诗神》、安徽《诗歌报》也多次对诗歌民办报刊进行过集结，不可否认这样的集结及时让一些重要诗人（诗群）及其文本异常浮出，譬如福建的“新死亡”，山东的“诗歌”，南京“他们”、车前子“原样”、庞培“北门”及“北回归线”、“面影”、“倾向”“影响”等——说及时，是想说他们的崭露不过是早晚的事。他们的诗歌并无被“埋没”或被分开刊物否决的可能，后者其实也没这种否决的能力——这当然并不完全是因为后来（社会转型后）民办刊物的强壮。

在数年前的一期《诗神》民间诗报刊专号里，主编曾以自生自灭的离离原上草（大意）来喻叹民办刊物的困境中的倔强生长。2003年第三期《诗歌月刊》民办诗歌报刊专号的综述文章题为《民刊：隐秘的生长和现状》，在2002的民办刊物《葵》里，主办者也有一篇名为《葵：一份民刊的隐秘生长》的文章，所叙大意是办刊的困难历程，谈不上隐秘——除非它太隐秘我未看出，或是作者不得不隐秘。几乎所有民办报刊都百感交集的会谈到办刊的艰苦和困难。这是正常的，一个孩子的孕育、生产、培养过程当然有太多酸甜苦辣。

那么，干嘛还要办呢？这么问并不多余！而解释也不会超出我们的“想像”：诸如为了真正的诗歌、为了独立的诗人人格——这其实也就是一种诗歌本能，当然只是其中一部分；独立和真正——民办刊物的这种“内核”在今天的，难免变质。

这儿就不能不注意到：昨天的民办刊物有其特性，也肯定与今天的有区别和分歧，而今天在谈到它时，往往总离不了反复提及昨天，“昨天”成了固定的“背景”，某种无意的混淆就难免出现了：昨天民办刊物的一些重要特质和闪光点被挪用来代替今天很多民办刊物的平庸与暗淡，极力让今天的“民刊”（都是民刊嘛）收容进昨天民刊的阵线上，但事与愿违。

时光让万物变化！时政、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怎不有变？今天民办刊物的办刊出发点、主办者和参与者的水平和认识、刊物内容、传播途径、传播范围和刊物的影响与昨天相较当然变化了。

2002年初，在福建召开了“首界中国民间诗歌发展研讨会及民间诗歌报刊年会”，它的“成功举办”的前提其实是《诗选刊》的公开刊物效应使然！而此会的一个口号：“民间诗歌刊物已经成为中国诗坛的半壁江山”，这似乎可以说明诗歌民办刊物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仍存有可爱的小农意识和革命的幼稚病！这次打着“中国”旗号的“全会”的召开（结果难免需要公开刊物的发布）似乎就为了证明半壁江山的“翻身”？福建这次集结实质是公开刊物为主，少数诗界有心人和各怀鬼胎者站到前台的行为艺术，而之前，新世纪初由湖南民办刊物《锋刃》主办的衡山诗会则明显重量很多。

先锋是民办刊物始终高举的大旗。中国的诗歌土壤并不具备先锋产生的营养。事实上，我们已可见绝大多数民办刊物只是简单的作品承载体，对于“先锋”——只是极少部份的有价值的民办刊物的内核，价值体现在它承载的是一定时段内话语（或文本）的相对独异性！在北京《发现》第4期一篇题为《时代的弃婴与缪斯的宠儿》关于60年代出生诗人的评述文章里，作者认为60年代出生诗人的“先锋”着重于文本。以此双向推之，50年代（朦胧诗及北京的“今天”“北洋淀”和贵州“天体星团”）的“先锋”则功在人文自觉，背景是意识形态，70年代的“先锋”性则是实验：形式与内容的种种可能同步得到了拓宽和深化，背景是社会形态。这样，是不是就为80年代（及70代后期）出生的写作者提出了难题？后来的80后将以什么立足？但似乎现在很少有80后的写作者凑近来思考这个迟早要落到他们肩上的问题。

先锋定义在中国至今无共识，但显然形式上的革新为第一位，这样，诗歌的先锋也等于是一次性的，如果它是可以学习、可以模仿的，它就不是先锋了！对于少数诗歌民办刊物所高举“先锋”，应是一种艺术反叛和抵触情绪，是对此前的写作方式和一些早些有之但又与时势有不适的传统诗歌观念和惯性思维的反抗，虽然这种反抗可能会因当事人本身力量、素质、水平等而失效，但从这点说，这少数的高举先锋旗帜者比绝大多数只作为简单承载体的刊物稍微靠近先锋之门、诗歌之门。

当文本呈现相对独异性和合适的陌生化，它也就因此提供了一种启蒙性的参考和新鲜的佐证，但不是也不该是导引——当导引功能最大限度扩大，必定在反主流的同时自建一个主流，对文学的发展必将是忧大于喜，害多于益。

因为随之而来的是“集体无意识”或新的（诗歌）公众心理定势的产生。比如四川的非非、福建的新死亡和天津的下半身，它们作为民办刊物和诗歌流派并不限于是一种载体和自娱，它们带着明显的倾向和观念，并以相似文本进行大面积播散，对诗歌有促进作用。但是，如果普天之下都是下半身，天下乌鸦一般黑——那它可能就产生了一种下半身或乌鸦特权了。

在诗民素质虽有改善但仍不乐观的今天，已有部份民办刊物有了这种特权，起到了调控公共意识的双面作用。近年来是民刊的大好时光，百花齐放本属正常，不正常的也许是有意为之的独傲群芳之态。在诗歌道路上没有永远的冠军，也没有真正合适的唯一的优劣评判标准，也少有谁能命名自已是最好的，很好的和优秀的于坚西川韩东也不会如此自擂，事实上当一个实在的写作者过多去关注这些，他就只能离世俗近而离诗远，但是徐江有这个勇气——他这种常常自以为是的腔调用“浅薄”一词似乎还不能概括，但已表明当下如火如荼的诗歌大广场里确有一类闲人常犯头脑发热，而一些民办刊物常常加重了这种传染病。

想想，于坚韩东等最初并不是从民办刊物进入我的视野，相信他们也不是真正从这条路进入更多人的视野，并因此得到认可和肯定的！当然，就算“我”的视野很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有个问题恐怕是民办刊物的钟爱者和呼唤者没注意到的，即：一份内部刊物的力量，无论如何，或最大限度地，离不了公开刊物最后的“提拔”“指认”，毕竟，就以传播途径、读者量为指标，民办刊物的影响始终有限，一般所认为的有重要的好的民办刊物——其重要和好无一不是通过公开报刊的再命名！当一份民办刊物开始成长了，它对公开刊物的要求也就随着开始了，除了需要对方注意并给自已一个名份之外，更需要借助“官刊”（官人）——的力量来扩大传播！

从昨天到今天，民办刊物刊物分娩后，向公开刊物奉送早成例行公事，这种略事“上户口”意味的“请指正”，这种妓女式的请求从良和体面的秋波有多少民办刊物办理者没有干过？而多少民办刊物人士同时不断以顽强恒心向公开刊物投稿，而且，多少民办刊物办理者的大作不正是陆续进入官刊序列？本来，编刊为传播，传播为尽可能宽广，无可厚非。但显然，一方面强烈遣责公开刊物的种种不是，同时又不断奉承和投其所号，若说昨天的民办刊物多少还有点“骨气”，今天的民办刊物中的相当部份多是软脊椎动物的乐趣园。而这正是今日民办刊刊物兴盛的一大潜因。

因此民办刊物的真正的于诗有补的作用是：相互间的存在和交流使“中国诗人”有了立足之地，并产生一种生态平衡和制约，正是民办刊物这种相对的变动和“稳定”促使了诗歌在沟通与借鉴中得到发展，并在过程中对相当部分公开刊物所承载的平庸的、格式化的诗歌施加积极作用（有时是革命性作用）。但后期民办刊物的作用实际上已远离诗歌而更靠拢诗人，主要功能是人际交往而非诗歌交流。如此，看当前诗歌民办刊物，应避免那种数量越多越喜人，种类越多越好，传播越广越表明繁荣的看法——以读者的多少论英雄——双效益与诗歌大国的虚妄！


二、产生


沟通欲望的产生是民办刊物出现的第一前提。

诗歌需要传播，需要媒介，这众所周知。而众所周知的是长期来我们面临的媒介状况不令人满意，它包括阵地的稀少、阵地把持者和所有者的水平，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等等，因而另起炉灶是为必然。

其次是写作者发表的欲望，这种本能因人而论，很难界定，一方面作品需要交流，需要批评和指认；另一方面，“发表”也充满着功利和虚荣心的扩张，这种诗歌“成就感”动机正使越发多的写作者（多是在写作初期）投身和委身民办刊物。这在部份70年代出生诗人和很大部份80年代（包括70年代后期出生）表现明显，它的一个副作用是世俗化功利意识开始冒进。

主办者的某种诗歌责任感、理想和英雄情绪。这是最值得肯定的，也是很具价值的，这种志同者的诗歌抱负的表达才是自办刊物的意义所在。 但这种抱负也常在具体运作中事与愿违。

2、显然，一份诗歌自办报刊的出现和生长原因是复杂交错的，因此，以“层次”论，可兼为产生与分类的同一前提。

大众型，属文学爱好者的圈子式热身娱乐行为。是种子选手和爱好者的学习园地和情感集散地。其间也偶有专业人士应约进入。各挂着地区文联、企业作协帽子但是由个人自由操作的内部报刊也属此类。

专业型，是有一定水平的诗人同仁的集体会所，是运动员的锻炼平台。这是当下民办刊物的主体。它八面来风兼容并包。当下绝大多数的民办刊物如《中西诗歌》等都属此类，其中如《诗前沿》等则有一定资料性质。

地域型。关于地域化的认识常是众说纷纭，常见的是它的积极作用和由此的反作用，它的圈子封闭性。从上海《新城市》、湖北《方言》、广西《漆》、河南《爆炸》、吉林《进行》和山东《极光》等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刊物（网络）也能看到，其“地域特征”多是指作者的户籍或籍贯的相同，这在数量较多四川民办刊物中很明显。而事实上，全球化是汉语诗歌的福星吗？地球村概念适合当下汉诗吗？以前至目前中国的行政区划，决定了具体区域经济文化进程的差异，精神与物质的生产和生活导致民间刊物的地域化的出现是正常也是必要的。

思想型：这个说法欠准确。它的倾向常超出或脱离诗歌，以诗为壳，从文化角度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反拨。有一定启蒙意义。但因其有很强的针对性，预期作用其实很难如愿。

学者型。《非非》、《诗镜》、《新死亡》、《诗探索》及某个专题性内部资料属于此类。它有明确的有价值的诗歌倾向、诗学观念和理论探讨。这种内部资料当是“民办刊物”的高级部份！

三、发展

1、由于媒介稀缺和文化气侯的严控，昨天的民办刊物有明显补充作用和思想者先声的意义，这也许是某种“隐秘”气息的源起和悲壮色彩的出现原因——在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的文学观念的交替挤压下，在无路中开路，当然充满太多太大的难度。

这也使昨天的民办刊物成为一个气场。当年毛泽东曾说柳亚子因为有气才写诗，说的是——愤懑，也有怒向刀丛觅小诗之意。其实联系起后来的国情和文化大气候看，这股气流也还有怨气，以及清气、正气和才气在内。但毕竟诗歌不等同于咒语卜辞，铁肩担道义之外，重要的可能还该有紧贴语言的灵气、才气。这也是频频出没于昨天民办刊物里的绝大多数诗人渐被时间过滤出去的原因。造反有理，乌合之众多是临时充数。光阴似箭，多少汽球空荡飘远。

而当我们提到昨天的民办刊物时，往往关注的，或普遍认为有价值的部份，是从思想文化角度来看的，也即是偏重于对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勇于反拨的那类先声和心声。从这个角度看，昨天的刊物，艺术常先放在第二位，首当其冲的是一种唤醒和敲门！由此也可以说，昨天的先行者以诗为枝，以思为干，在和诗歌同向的另一条路上不断叩问、解惑、反弹。而先行者往往注定是孤独的，而孤独者却不一定都是有价值的。其中少数人的价值又需要在后来者的阐释、甄别和追忆中体现。

野火烧不尽！为什么诗歌的非正规媒介这么多？在词无达诂诗无定法之外，在诗歌本身特有的形式之外，也能说明一个一开始就摆在“诗人”面前的却不愿去承认的老问题：诗歌这种文体的审美力量、抒情边界、批判指向本身就是无限度的，诗人的审美观、价值观、人生观各不相同，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能成为检验诗歌的唯一标准！只有实践，只能实践，只好实践，只是实践！

这样，随时随地随便什么人都可能开天辟地。

过程即一切。所有皆过程。

这过程是诗歌心理的生发流变衰亡过程。

2、如今的诗歌民办报刊情况是遍地开花、百花齐放、山花烂漫，并且，在发行范围、数量、质量都大为改观的同时，呈现出自由自在、自生自灭、自然而然的景象。这种可能让人士欣慰的茁壮之势当然不是表明民办刊物“从此站立起来了！”，它是当下消费主义和主流意识形态这两只手交替松弛和运作的结果。

（1）、经济基础决定诗歌建筑。钱当然能实现部份的、休眠的抒情梦。这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诗歌民办报刊多出现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的现象就可以看出来。但众多并不与价值挂钩。（2）、饱暖思文化，文化当然更多地与经济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有关！它在使诗歌报刊自办频频亮相的同时，也使这个过程成为另一种消费。（3）、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对宽容使经济动力与文化渴望有了合拍的可能。空间相对宽泛。（4）、诗歌网络的兴盛。交流有了更大空间，激情有了发挥之地。

今天诗歌民办报刊的盛行又反映了何种文学处境？不妨举个类似的例子：多年前的经济状况是计划生产和管理，是票证时代，现在则是市场化商品经济，各取所需；诗歌民办报刊也是这样，太多，就见惯不怪，就平淡无奇，就可有可无，就只成为办理者实现其文学乐趣和抒发常情的玩具——大部份是这样！

3、这里有几个现象：

（1）、对诗歌民办报刊的肯定和对其作用的无限扩大！事实上一份刊物就是一个文本，它需要的是受者的眼睛，办理者其实不用自已定论。再者，自古书籍只能百里挑一，99%肯定是垃圾，事实也已表明，更多的报刊在今天更多是一个简单载体，是空洞的篮子。此外，我们还可以看见，对民办刊物的大力肯定者，更多是有“民刊经历者”，我深深地理解这种经历（真话），但想指出，经历表明过去，民刊经历者用的却是越发牵强的“想当初”的潜意识，老话说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沉溺于历史又意味着什么？沉溺于历史使一部份内部诗歌报刊人士总是自觉地与公开刊物、与后来的公开报刊有意无意地划清界限和保持距离，更有甚者，否认、压制和怀疑除自身之外的诗歌媒介存在的合法性。

对当下的诗歌载体，就有必要从当下角度来认识。

（2）、公开刊物的介入（它们能不介入吗？）推动了民办刊物的繁殖。而这种招安是双向的，是大势所趋的相互取悦。《诗歌月刊》将2003年第三期辟为民刊专号，也许是欲将“旗帜”舞得更引人注目。而其实《星星》面向网络的下半月刊已率先向民刊敞开了宽容而温和的胸怀。《扬子江》等也开办网站，《诗选刊》网站直接打出的是该刊“选稿基地”，《诗刊》则用的是“下半月”方式。

这样，“坐享其成”的公开刊物在笑纳民办内部刊力的同时似乎又“迫使”或无形中给后者加注了另外一种身份：草稿本？好男打天下，好女通过收服好男治天下。当内部载体成为供货方时，公开媒介就成了“借鸡生蛋”或是“寄生虫”。这也许算是另一种众所皆知的“隐秘”？事实正如此。但不能不正视这种事实对诗歌而言是更有益的。

（3）、另外还可看到，对民办刊物上的诗人的某种界定相当困难。正如在媒介这处前提下，前文所说于坚、韩东可算是“很民间”的，却又是“很公开”的，似乎还可以假设他们从不涉足内部刊物的话，大概也不会影响他们成“著名的”优秀诗人的，在此他们就分成了两瓣，在公开刊物里受到肯定，在民办刊物里也得到了盛赞，那么，他们应该属于什么阵营？或者说，是不是有必要确认他们的身份？

从于坚的例子似乎还可以看到，他在公开刊物和内部刊物的出现都能增加刊物的重量，对于一份公开刊物，如果它里面的作者都是一般水平和无名的，通常“得益”的是作者，反过来，一份内部刊物如果里面有了“于坚”似的作者，刊物就“得益非浅”。

因此，各公开刊物和民办刊物相互选择的标准一直是“以人为本”，即先考虑人，再考虑刊，刊物的重量也就是诗人的质量，这也正如一篇介绍民办刊物的文章，其提名（这种提名通常欠准确且大有玄机），事实上也是从人出发，刊物只是一个壳子。当然壳子有时也很重要，原因是：一是曾有重要的人进驻过这个壳子。名厨主理。二是这个壳子的制造方功夫在诗外，很擅于推销找卖点。

比方说《葵》，当说到这个字——民办刊物——主办者（主办地）——重要性——“重要”在哪里呢？不妨这么看：一些重要诗人进驻过，而这种进驻最初不是因为这个壳子的重要，而是约稿，约稿通常在朋友间进行，约稿不一定全由主办者“亲自”动口，中国媒介现况下，一般少有诗人会拒绝约稿，约稿当然是有一定标准和范围的。进驻的重要诗人由此就无意中提升了刊物的“重要”。品牌有了，重要诗人们使它产生一定知名度，再加上随时、随地、多角度、多渠道的广告，知名就变著名，下一步，当重要的诗人们已抽身离去，赶赴下一个约会时，壳子下一步的装修事情就全靠主办者的功夫了，做得好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葵》——民办刊物——很重要——主办者自然也重要，随着这份“重要”刊物的不断抛出（自然是有针对性的）和挥泪自虐性自介，再随着主办者的诗作（姓名）不断在重要的公开报刊出现——这就足以让主办者自我感觉很是良好了！这里，我想起于坚在《诗参考》里一篇题为《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文章中所言：“在民间，即使一个三流的诗人也可以靠着民间刊物声名鹊起，这是在公开的诗歌出版物上根本做不到的。”

于是，诗歌在这个过程中就难免受污难免靠边站了。这样的民办刊物将越来越多（当然永远不是全部）。似乎有趣的正在于此：所谓重量级的诗人其实并不是纯粹的只局限和涉足于民办媒介的诗人！民间媒介的重量的产生其实并不来自民间。那么，民办刊物——它的内核——有吗——应该是什么？


四、主体


诗歌网络是当下诗歌民办媒介的主体。关于网络文学的研讨和批评早已有之，不用多言。不过从诗歌民办报刊角度来理解也许合适——它，实则就是“诗歌民刊”的另种形式。在当下及较长一个时期它将是显要形式。

似乎，某一网络诗歌站点的优劣，或说实力（在此用这个词是想带出另个词：偶像）并不由在线网络写手体现，时常在网上令眼睛停顿的，是“纸刊诗人”，传统媒介诗人的介入，才能使具体的某个诗歌网站产生出“实力”，并因此成为强势媒体。也可以这么说，诗歌网络与民办刊物涌现的出发点是相似的：它是大部份有文学兴趣爱好却又很难通过传统发表途径或很难达到发表水平的的业余写作者的自耕地和自慰器。

这种“实力观”从网络编办纸刊、网刊的事实也能表明。一份有质量的网刊和网络纸刊，其质量部份通常由传统媒体型诗人承担。网络诗歌有太大太多的不足和漏洞，从这点说，网络又成了诗歌纸质民办刊物的选稿基地或草稿本？

网络的益处是，一些（当然太少）文本（的部份）充满着令人括目的亮点，它体现也激发作者的想像力，一方面还给读者带来纸质媒介少有的阅读愉悦。长效的益处则是它像一阵阵持续不断的风，激活、感动着源远流长又平稳过渡的传统诗歌长河。

但如果网络诗歌写作不考虑诗歌的一些必须考虑的老问题，比如艺术性、价值观和审美判断，那它也真的只是局限于饱暖后的愉乐和精神消费过程，这个过程也只能是自由自在，自生自灭。

不断有一些有文学和诗歌高学历者也跻身网络，但目前似未起到应该的引导和批评作用，这些硕士博士见人便称兄道弟，频频扔出他们的诗歌作品和偶尔的“主张”，似乎很是需要网络人民和诗歌群众的承认？一笑！还该笑（苦笑）的是具有编辑身份（包括公开和民办报刊的编者）的诗歌网民的进入，他们的现身在有良好作用的同时也难免带来网络诗歌的不正风气。一大群写作爱好者由此变得“目标”单一，自以为挨发表的门更近一些，唯编辑口味是瞻，诗歌写作和发展在网络本该具有的一些优势由此不存！在此不是说编辑们不该介入网络，也不是说编辑们的水平都值得怀疑，但显而易见的，每一个群体里都难免南郭，难免有取巧卖乖者；而民办刊物与公开刊物编辑间相互惺惺相惜互发稿子的情况已很明显，三流诗人既可摇身变为一流编审，三流编辑也因此可跃居一流诗人！

网络一大优势是其信息性。“灵石岛”诗歌网站本身则是一本诗歌字典或库房，千秋网和中国诗人网也具资料性质。网络作为诗歌信息传送的主要途径，像宣传栏和黑板报。

网络很民间但又超越民间，它有很强的同仁和地域性但同时这种特征又不稳定，因为网络无边界，有界的是实则狭窄的公共观念。诗歌网络使诗歌得以加速传播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不能不重视的问题：传播快，消失也快，那么，结果又如何？由此看，纸质媒介仍是合适的库房？

总体看来，进出其间的人员（类似纸质民办刊物的读者）的流动性导致诗歌网站都有一种像超市一样的内容的不确定性，因此能长期“保质保量”的诗歌网站非常稀有。所以在评介一个具体的诗歌网站时，前提应该是“当时”这个指标。

网刊和纸刊的辅助，能体现民办网络的“实力”或重要。一些民办诗歌网站也因此办出了好的网刊和纸刊，如《终点》、《南京评论》、《界限》、《或者》、《亚洲评论》、《阵地》等，它们在具有综合性和兼容性的同时讲求质量，质量当然一种最有效的检验标准，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避免了网站内容因大而全而可能造成的风格欠缺。《诗生活》的兴盛也许最重要的原因是其参与者来自全国各地，地域与同仁的圈囿首先被撤除。

个性对于诗歌网站也很重要。当我们说“特色”，多指倾向，单一的倾向对于网络和民办刊物而言也许才是生命力之所在，也使诗歌有可能发展，而不是你有我有全都有的面面俱到。说“诗歌网站”，是“驿站”，是相互有距离的此站与彼站，它避免无建设意义的随意“灌水”。所以，从网络这种载体的角度看，倾向明显的网站其实比综合性网站更价值或有附加值？它虽不全面，甚至少人气，但是有特点，至少能提供一种特征、细节、参考，因此对于网络诗歌，细分是必要的，分割也不会影响整体，像一栋栋楼里的各家各户，繁荣到户了，社区也自然繁荣。这种细分也正使《橡皮》、《他们》、《城市诗》、《打工诗》、《抒情诗》、《口语诗》、《诗江湖》等能从网络大超市里达到顾客群体的固定，便于识别。重庆的《现在》集中了一群水平均衡、有着认真的写作态度的诗人，但稍尚缺“现在”主张的理论支撑和阐述，长此它大概也会滑向“综合”之路？

作为目前和今后的网络主力，八0后网站中，《话语》、《野外》等较成熟，《秦》已有一定特色——但在其中七十年代及六十年代某些“特色”延伸的状况仍很明显。总体看，当下八十年代后（含七十年代后期）出生诗人目前所经营的网站参差不齐，自娱自乐的成份稍重，普遍欠缺成熟的诗歌主张，他们甚至需要到非八零后网站来才能进行身份确认，他们的存在常受到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是喜忧参半的。而网络诗歌的发展、更新——这个责任必须由，也只能由八0后写作者来完成，最大前提就是他们年轻，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年轻的确就包含可以预见的可能：较高的文化层次、观念、生活与生存环境、对事与物的接受能力、无拘且无压力的实践等等。


五、明天


民办诗歌报刊自然将随着诗歌群众的需求不断调整自身的适应性。总的看来仍是在自我管理、自我实现中自由自在、自然而然和自生自灭。变化将在适应中继续。

1、首先是地位或作用，对写作者而言，它将不再显得重要，只是需要。它不再是重要的仓库，而是需要的桥梁。以此类推，诗歌公开刊物的作用和影响也随着会降低——事实上它早已呈下降趋势。

2、经济的发展是民办刊物的第一生产力。随着时针加速，以往的民办刊物多寄生于经济发达地区的情况将逐步有所改变。

3、文化的发展使诗歌媒介更有可能细化，比如抒情诗、乡土诗等。同时，文化的发展也将使民办媒体的含金量加重，尤其是网络的参照和反证将使民办媒体文学品位提高。

4、显而易见，2和3又将会导致新的话语权的突出，并在突出中成为新的“主流”——实际上，我们已看见，南方各种大型的民办刊物、诗歌年鉴之类对以口语为主要表现方式、日常生活为主要表现内容的通俗诗歌起到了强有力的助推作用。它在抵抗某种既定的话语潮流的同时，本身又形成了新的话语霸权。

5、文化的“南方主场”近年已成大势引人注目，很多有影响有才情的作家、诗人、评论家和学者多集中北方，他们却更多借助南方沿海的重要媒体如海南《天涯》、贵州《山花》、广西《南方文坛》湖南《芙蓉》和广东的《花城》、《南方周末》等；在网络方面这个现象还不明显，原因也有网络本身特性或缺点之故，在当下的网络，文化迎合势头远远高过塑造和建设。在纸质民办刊物方面，我们已看见黄礼孩式的“诗歌产业”正被各地迅速“拿来”借鉴。它将使民办刊物合法化——以民办刊物为旗，走常规出版之路。如果，其时，“民刊”将如何命名？其原有特性将如何保存？

6、网络和网络纸刊将进一步加快互动。无论如何，至少在一定时段内，人们对纸本媒介物的接受惯性仍是难以改变的，同时，网络通过纸刊的过程，也是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滤过程，它同时也具有便于储存和资料性质。

7、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合二为一，单纯的文学目的占主要成份的媒介物将越来越少，具学识、书商和诗歌爱好及素养的民办刊物经营者将逐渐取代单纯的民刊办理者——当然这个过程还有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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