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诗漫笔——翻检20世纪80—90年代部分诗歌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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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诗漫笔——翻检20世纪80—90年代部分诗歌刊物

孟庆德

　　一本刊物能有二三好的篇什，这本刊物也就算不错。
　　几十年的时间也未见起有几篇好的诗文，我们不该求全责备。
　　基于此，多年订购，仅诗歌刊物就很占了些地方。
　　闲来无事，望着那一大堆《诗刊》、《星星》等，觉得该把它们裁减一下，拣自认为好的留下，也可腾出些空间。
　　
　　恰似当年茅盾先生车行黄土高原，半天半天也不见绿色。
　　茅盾先生很耐心，我也很耐心，一程一程等着看那偶尔出现的“白杨”。
　　
　　北岛，无论在诗艺还是在诗境上都高高矗立着；舒婷，无论在诗艺还是在诗情上仍不失为一个可亲可敬的姐姐。
　　
　　一晃儿，“朦胧诗”就过去了。
　　“朦胧诗”是时代的产物。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直至登峰造极的十年“文革”，使得中国民众慢慢地有了自己的诗歌。这诗歌在“御用文学”之外，在“假大空”和“高大全”的伪文学之外，只能走一条隐晦之路。这无意中与西方“现代派”走到了一起。但这绝不是说中国诗歌是受西方“现代派”的影响才“朦胧”了，而是中国诗歌先“朦胧”了才又借鉴了西方“现代派”。
　　“朦胧诗”是时代的产物。
　　
　　凡运动都有惯性，人们好把石头推上山顶。物过盛则当杀，上到极顶就该下坡了。
　　“朦胧诗”走向晦涩，走向贵族化，走向上层，同时走向孤立，走向寂寞，走向衰微，走向死亡。
　　首先是读者不买帐。“朦胧诗”是时代的产物，助长“朦胧诗”的时代过去，“朦胧诗”升入“艺术的殿堂”、“高雅的圣殿”，逐渐异变为显贵，换上了哲人学者的面孔，人们心理上的感情倾向就变成了理性上的直面相对，由“我们的‘朦胧诗’”而变成了“我们和‘朦胧诗’”。虽然一段时间还不愿说伤感情的话，但已爱得勉强了。
　　
　　“朦胧诗”不可能再回到民间来，这就需要有新的诗歌来代替它。曾有“口语诗”出现，可惜眼界不够宽，气魄不够大，没成气候。更何况，现在的所谓“朦胧诗”还没有完成它的死亡过程，它还没有达到那个死亡点。晦涩、深奥、不可亲近的“后朦胧诗”是绝不肯自动放弃它的习惯和地位的，它不肯放下它的奇幻诡谲的架子，便只好依靠一些解释、宣言和评论一类的东西来诱导和强迫人们接受它。猜谜也好，被强迫也好，这都须在“初恋”才有意思，一旦貌合神离，过去的美也会令人不耐。
　　你既然对我不诚，我干脆不再理你。
　　于是，人们不靠近诗。于是，港台歌曲的歌词把诗歌从少男少女的笔记本上挤了出去。
　　自20世纪80年代初跃上葱茏，到九十年代初走入低谷，中国诗歌界大大热闹了一番以后，潮退了。
　　
　　潮退之后留下了些什么？
　　歌颂改革的好诗几乎没有，哲理诗几乎全废，工业诗、农业诗、军旅诗，总之凡行业诗，诗诗不如人意；游记诗，无论游历本土，还是陟彼异国，大都为文造情，为诗刻意；歌咏名胜古迹的大多勉强，歌颂人物的篇篇短命，古体诗几乎全无流传可能。
　　1982—1992年，《诗刊》、《星星》，以及《诗人》、《诗神》、《诗林》等，二百多本，云烟过眼，一番剔存。结果，剔除十九，存留一二。
　　十年时间，老中青少跻跻于诗海中不知多少人众，系列、组诗、外一首、外若干首，最后剩在我书架上的，只有薄薄的一叠，只有几届“青春诗会”、几张“大学生诗页”和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青年诗人的诗作。中年诗人的所剩不多，老年诗人的几乎没有。
　　出诗易，出好诗难。
　　
　　许是一种挣扎吧。
　　诗人的目光都盯在了语言技巧的那个死角，都尖着脑袋往里钻。
　　诗歌的道路越走越窄。
　　诗歌重返自身是进步，诗歌超越自身也是进步，而且可能是更大的进步吧。
　　许多诗人，许多青年诗人，都在“玩”，诗歌堕落成一种吹糖人似的小技艺。
　　语言花哨，拆开一看，空空如也。
　　大家都在“玩花样”上作文章。越作越热闹，越作越冷清，越作越形式主义，也就越作越空，越作越没有诗了。
　　人们都困在一辆车里，车已失去了控制。
　　没有谁能跳下来。
　　
　　诗是青年人的事。但现在能写诗的年轻人似乎都太“年轻”、都生活得太好了，都好得“惜风叹雨”、“自愁自怜”了，都无病呻吟，都写些人生的小痛苦——也可能是吃“肯德基”或“麦当劳”撑得胃难受的那种痛苦吧，而人生及世界和历史的大痛苦，既然没有感觉到，自然也就写不出。
　　该给诗人们一点痛苦了。
　　
　　诗的定义大概还在讨论中。
　　什么是诗？
　　追求了许多年，追来追去，把什么是诗给追得不知道了。
　　　
　　

1993年

来源：天涯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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