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诗歌民办报刊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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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诗歌民办报刊批评

赵卫峰

　　一、在民刊信任的背后：民刊不民


　　现今的诗歌写作已密切地与诗歌媒介挂上了钩！也可以讲我们已置身于一个诗歌的民刊时代或传媒时空，在公办的发行量有限的十余家专业媒介之外，诗歌民办报刊（以及网络）已不再是“半壁河山”，而是几乎代表和体现当下中国诗歌的概貌了，因而说当下中国诗歌，其实已等于在说传媒中的诗歌现状。说诗歌传媒，也同时包括了公民两种及网络。茁壮态势自然好，问题自然也会不少。

　　民办媒介数量众多的事实咋一看去，总令人有欣欣向荣之感并常生溢美之辞，这颇像昔日人多力量大景象带来的虚妄宽慰。茁壮不等于力量、普遍会等于普通。而颇具自由象征意味的蔚蓝色天空下，人们似乎只悬空扫瞄诗意的大地上密密麻麻的诗歌大棚，却不管其中是硕果丰华还是秕莠枝节！在诗歌中国，对民刊的心理信任度越来越大了，信任本身就暗含不确定成份。而对民刊的信任源于何处？表面看来主要是两种：公开刊物的“公开迎合”！这种彬彬有礼的认可潜因当然包括因公刊本身的不景气、意欲取悦潜在受众等；这同时也表明民刊本身的不自信。

　　另种信任则来自作者，发表作品意味着精神产品的相当程度的认可，也意味着个人或明或暗、或多或少的功利心理的合理释放。反过来，上述的“客套”行为又增加了民刊自身的虚荣心和继续的坚定决心，从各民刊的自我宣传语里不难看到这种无意中拨高了的义不容辞似的成就感。这是中国诗歌写作的一直以来的现实：需要交流和认可的过程中的几乎人皆的之的世俗功利之心。如此无意识的合谋，至少形成诗歌在现象上的繁荣昌盛。这样的热闹作为诗歌内部的运动，既正常又必须。然有意思的是，民刊的发展再发展，最明显的结果就是趋于“不民”，这是事实中的事实！陆续的“不民”事实，又无形中加重了诗写者对民刊的信心。

　　其实说“不民”，也并不全指与公办刊物的关系，即常见的通过积极行动以示等待接受“招安”的情况，而是一种积极进入或介入更广空间的向往，比如利用可能的包括网络在内的传媒宣传、进入出版渠道及市场等。其实一些民间艺术的“被发掘”也多属这种情况。如此也正好说明诗歌在今天，是一种民俗，诗人则是民俗学者，也是现代社会里精神界的少数民族。

　　但是至少在现阶段，“不民”的结果从不良方面看是对诗歌的实质上的伤害。也就是当我们过分信任（作为媒介物）的诗歌民刊（以及公刊）时，不等于我们对诗歌本身的信任是同步的！而且，正如一方自然安静的秀美之地，需要被认识、被运用，而旅游开发的结果事实上也就是让其在“食住行游娱购”中变化、变质，而后消失。是的，这样的伤害已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堂皇地铺开！在繁荣文化的金字招牌下，譬如诗歌活动与市场经济、与政治、与个人虚荣心膨胀的联姻的行为也是，而社会作用的扩大自然也就是诗性的散失过程——我们不妨拭目回望，进入新世纪以来，除了活动与事件，诗歌写作本身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呢？这是否另一种“信任”或意欲获取社会面上的更广度的“信任”呢？这是否“诗言志”的另种表达途径呢？中国诗歌的社会功能（同时包括政治意识）确实是剪不断理还乱。

　　诗人对民刊的信任，并不真的表明对公刊的不信任。而诗人对诗歌的不自信，也由民刊体现了出来。在近年的诗歌中，日常市井风格越来越低，虽说向上与向下的路是同一条，但由于诗写者素质，这种纯粹限于感官程度与愤青式的“嚎叫”，这种由“新非非”、“下半身”、“垃圾派”变异而出的低度嚎叫如果要命名为先锋苗头也不准确，因为这种倾向，总的看是经济基础上扬后，精神规则的暂时失衡而导致的文明时空里的可理解的疯颠表现，数十年前的发达国家早已如此。另种不自信则是以书卷阅读代替了亲身体会，诗歌显出过多人工移植与嫁接痕迹，这主要表现在知识崇拜者如饥似渴，对西方诗歌、对域外知识读本感叹和模仿失衡。诗歌写作的自主与创新无形中也会受到诗歌媒介的干涉和牵制，这是置身于诗歌传媒时代的写作者可能忽视的。

　　一切都正在“混沌”之中，民刊充分地表现出了这一时段的诗歌的“混沌”状态，也许，从时间角度看，这是民刊无意中的一种意义：它实录了这一特定时段的诗歌中国。也反映了特殊知识分子在某一时段的不自信与不安。对其的分析、辩识和过滤则有待于下一个时段。


　　二、混沌中的粉饰与虚荣


　　诗歌传媒的众多意味着它走向大众的可能性相对加大，但诗歌的最佳结局是不是达到人手一本押韵的分行语录呢？在我们这个具有深厚诗歌传统的国度里，对事物的看法总是太诗意，也太美化，不由自主的粉饰、与为粉饰而不由自主的从众习惯，也覆盖了诗歌这个人类的特殊的精神领域。

　　刊物的质量与读者层次的关系是文学媒介常常面临的矛盾，民刊本应可以解决这种矛盾，可惜它并未意识到这点，或没意识到这正是它的真正价值所在！很多民刊根本不管、也管不了诗歌的死活，它在意的是抱着无辜的诗歌，就像手持一种进入社会层面并因此而被精神认可的语言武器。诗歌作为经典的可能性与艰难本来就很大，近来年中国诗歌民刊提供给时光的反而是另些不容乐观的预兆，其中，在道德与伦理的含混、文化的无根及困惑和集体的精神水平下降等易引起争鸣的现象之外，最要害的，是诗歌写作难度的消失。

　　在公办刊物方面，《诗歌月刊》、《绿风》、《诗刊》等专门性媒体已将民刊纳入视线，这样的结果也就便是说民刊是公刊的选稿基地之一，它成为草稿本，并为公刊带来了“初审”的方便。我们其实都知道，进出民刊的写作者在今天进出公刊并非难事，除非后者有意拒绝和人为的有目的性的狭隘排斥。除专门诗刊外，《南方周末》、《上海文学》、《山花》等重要的综合文学刊物和报纸亦先后对民刊、网络诗歌加以关注，这对民刊现象当然是种更加的认可；当然，实质上认可的，仍是诗歌与诗人，而既然有达到这一标准的诗歌与诗人，如果不通过民刊这种方式，仍然可以得到认可。什么刊都是人办的，一个编辑集体的审美方向也不等于是检验诗歌的正确或唯一方向。如果内心强调着公刊的认同，那“民刊”实际一开始就“不民刊”了，这却是众多民刊相互都明白的公开秘密，从中能看到中国诗人身不由己的某种共性。

　　从网络上看到一份叫做《明天》的民办刊物，相对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其在相对强大的宣传力度下显得非同寻常，就目录看，它相当于一次从前的部分著名诗人的诗歌合集，由编者按自已标准选择的所谓诗歌名人组成的阵容，在向外界透示出本刊的重要的同时，另种怪异的气息也产生了，十年或二十年前的成名诗人要么告别诗歌、要么写作质量已停顿，关键的是，虽不能一棍子全扫倒，但十年二十年前的成名环境与今天确实是天壤之别，正由于传媒的稀缺、意识形态的主导和人们观念的偏狭，那时所谓成名的鱼目混珠情况相对严重得多，以非主流方式跻身主流路线的事实也不少，诗歌之外的意味远远超于诗歌本身，文化（政治）附加值远远大于诗歌本身。那么，《明天》的编者意欲何为？

　　在这里，以“一期”为据、以具体的某刊为例，可能偏激，我只是（可能偏颇地）择取现象一二。就《明天》这种倾向，民刊的“个人实验田”而不是诗歌的实验田的共有局限就很明显了。它也没有体现出传播的及时效能——除非它有足够证据以为二十年前的诗歌范本在今天仍有着引领时代的现实作用，如果这样，也就是得先认定这些年来的诗歌没有进步？不，这里编辑事实上需要的不是文本，而是诗人——也许连诗人也不是其真正需要。

　　另个问题是，民刊常有想充当或分享一下公刊的主人翁或责任的感觉？以民办刊物作为某一地区、某一时段诗歌总结的方式，诗歌与地方的颇颇挂钩，是民刊常做之举。广东民刊在这方面尤为热衷。通过民刊打天下，通过公刊定牌位的情况并不少见。浙江《九龙诗歌》初办时，其安静、纯净与装帧令人耳目一新，然而它紧接着的就是一期浙江诗歌专号……对地方性的强调在诗歌界总的看并不值得肯定，虽然有评论者会通过似乎强有力的知识力量对此进行褒扬分析，上升到所谓地理生态层次——因为自己的定居安居而需要赞美“家禽”的重要吗？（就不怕禽流感？）而诗歌更该是没有边界的或可以越过边界的飞禽。


　　三、通俗化过程里的自慰与低级趣味


　　2002年我曾写有一篇名为《诗歌的通俗时代》文章，以为诗歌进入通俗写作及大众审美时代，现在看领衔主演这一潮流的主体其实就是民办媒介及网络。审美趣味的通俗化倾向占了民刊中的相当份额，通俗易懂，往往能得到更多的掌声。通俗化其实是正常现象，其产生与当代经济、文化与通讯的发达，信息量的铺天盖地，政治空气的变化等环境原因息息相关，诗歌作为人们精神诉求之一，添加娱乐因素亦是为必然；轻松、享受、游戏与题材的面面俱到，使诗歌内在的紧张和内容的单调得到拓宽与舒缓。从这个基础上讲，民刊的出现也是社会进步的产物，是时代精神需求之一，而不是诗人与诗歌进步的必须方式和结果。

　　在理解通俗化必然的同时，必须的是这种趣味的下一步。比如一个具体生活中中轻佻者（今天说轻佻可能都算中性词了），他下一步可能从言行的无拘靠近“社会治安”这个纪律，再下一步还可能靠近铁窗——这样的比喻也许很不妥当也对诗人是种亵渎吧？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诗写者正是这样以诗歌作为比喻，又对诗歌展开亵渎的。在这里，他们先是强调“先锋性”，在这个招牌下，感官的强调、道德的混乱、得过且过得乐且乐的“现实主义”归于所谓“自由”似乎就名言正顺了。相当部分民刊正是这样帮忙的。

　　艺术作为精神的自娱是必须的，在行进中，往深里一想，真是只为了自娱吗？如果要娱要乐，又为何要采取这种方式呢？既然写诗、既然还在用语言与精神、与我们栖居的世界相亲相爱，那就是说这种行为是必须的！这种行为所具有的意义、与它所继承下来的某些终极的价值（或标准）是肯定的！如此这反是件怪事：目的是肯定的，在过程中却显得不好意思地扭曲了！

　　如果你回避这个问题、讽刺这个问题——只有这种可能：就是你言不由衷，你在从众，你累了，胆怯了，你在时代洪流中越来越羞于谈及这个问题。正像置身谈论法国香水的时尚人群里，你会觉得谈低保、义工会是多么不合时宜。而无意间，你全身每个毛孔都透露着由欲望推动着的媚俗污垢了。近二十年来，中国诗人们已习惯于立身时代前沿，生怕落后于时代，难免主动向这个时代献身，以体现出自己的与时俱进，这多像围观着新装的皇帝的成年人们。不被计划生育控制的一份份民刊就是这样，一个像一个，或50步或100步地一个个走向了同一条老路，像一台台简易的复印机，文本形式、精神指标、道德观念大同小异。

　　而审美也在同一时段里趋同了！一个年轻人热爱下半身是无比正常的！一个成年人通过语言来热爱，他肯定不正常！即使不说什么伦理信仰之类——他也必定虚假、矫情、做作的。其实，这种人还诗什么呢？然而，性欲望再大也大不过勃起一时，也是受控的，而物质欲望的力量一大起来就真的没法了。从工具的方面看，工具因人而成，是人造，为人服务，现代社会里的工具却时常出现人为工具服务、被工具改造、控制的情况，这对于诗歌传媒这种“工具”是较常见的。另种最为不该忽视的工具是网络。网络所体现出的写作的休闲娱乐作用也最为显著。但在这里它并不是人生观或写作观的问题了，而是由于它对于“作品”的认可、传播和游戏娱乐的宽容，它更可能实现个人对文字游戏的好奇心与满足感，滑稽的是，由于个人的接受与理解能力，网络上的文字游戏或写作休闲竟然能达到鱼目混珠的效果，“复制”的技术与创造的艺术的界限几可相互模糊；更为滑稽的是，漂游于网络里的写作者实际上并非从前或严格意义上的写作者，所谓写作的动机千差万别，其文学素养和写作水平低下，所谓作品却可以随意张贴“发表”，这真正体现或加重了诗歌在当下休闲与游戏的功能！这样，工具便转变成了玩具，这个转变的结果眼下倒还不能一概而论。

　　转型后的中国社会像一个时光里的魔术球，它在今天极大地突出映照出了生命的物质面，精神的那一面，则显现了另种突出：平静或僵化，被动附和，得过且过，没太大与实质性冲突，偶尔的灵魂微澜，也多因物质喧嚣或变化所致。开放了的头脑们思考的是怎么过日子，怎么“过好”日子，怎么过“好日子”，人生、生命、命运几乎顺利地转化为物质层面上的“运气”，并为新运气而不断忙碌、庸碌、厚黑和取巧，种种物质消费片断成为梦想的若干主题，曾经的困惑和关于精神家园的兴趣与机会换位于社会文化现象的旁观并“习以为常”。在这种大气候里，民刊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个敏感的“充气”玩具，它对社会的作用，其实转过来——是社会在作用它了。承认它对人海中的一群人有作用，就已足矣，对它的拨高，大约体现了一部分小知识分子的习惯：精神胜利法！这种“习惯”，又被公刊不费劲地轻取之。公刊时而像宋江，有时又像高俅。

　　——因此，公刊与民刊关系像夫妻冤家！公刊的“重要性”也隐约可见。事实上，透过民刊发达兴旺的现象我们也看到了民刊逊于公刊的一个原因，后者正由于受到某些限止而具有一定的承担作用，而民刊办理原则的松弛使其往往盲人摸像。如果将诗歌媒介视作一种精神收容站，它的作用仅仅是收容与遣送原址吗？应该不，可是在今天，诗歌民刊绝大多数确实没有认识或未能体现这种意识。这样，其盲人摸象的情况就难免此伏彼起，变本加厉。


　　四、盲人摸象与集体的媚俗


　　盲人摸象的情况亦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常见的是：第一，具体到民办诗歌媒介，刊物的审美向度和价值取向混乱，这混乱表现在其标准的层次偏低或与大众雷同，并且不确定，这样的刊物作用其实价值较小，它只能充当常见的载体及传播功能。同时还会因标准的不确定而实质上走向人云亦云的跟风赶潮。

　　第二是单一的艺术取向，单一有时类似个性，它起先是应该的，这也是诗歌最应该的开始，但单一的坚持往往在刊物（及此基础上的写作）发展中出现变化，在排外并坚持排外的同时，呈现干涸，夜郎自大或固步自封。也就是说写作的自我倾向在起被是必须的，一成不变则是诗人自身的失职与无力，审美停滞，思想陈腐。

　　第三是办刊方向的后期迷失，而后在先锋与自由的呐喊中脱离原则地标新立异，并以此为目的的标谤。现在看这一类已经少见，原因既有诗歌读者的潜在约束，也有诗歌本身难度对这种行为的自行抵挡——通过1986年两报大展的“百花齐放”与2003年《星星诗刊》的“甲申风暴大展”比较，就能发现诗人们正以实在的实践取代了口号冲天的过去，诗歌的难度正成为诗人最大的最不能又最必须得解决的中心问题！二者相较，我们同时还能看到，民刊的一鸣惊人的时刻，有时是不自觉地对“文革式”遗风的借用，已经没有可能了！民刊与诗人其实——得像诗歌一样，开始进入慢工细活的打磨过程，不妨说也是如何雕刻生命与生活的过程。

　　由于都看不见，盲人摸象行为便由个人到群体，在传播中成为集体的观念趋同和不由自主的媚俗行为。这样的乌合式的媚俗首先体现在商业的浸染上。娱乐性的异军突起，使诗歌思想性与艺术性退居二线，这么说，好像是因我是恰好站在中国的“内地”角度说话的，其实我是站在“诗歌的内地”！相信不只我有这种犹疑：如果保守地视商业时代为洪水猛兽显然不客观，如果敞怀宽容又显然是实际上的冷漠旁观。那么不妨就只从诗歌特性来考虑，应该也就是一个度的问题，那么，我之所说也就是提醒而已，即使不一定合适。而其实，谁也没有提醒一个集体的能力。其实现代人最不需要的就是提醒。

　　广东某民办刊物曾编辑集中了100余位中国“知名”女诗人的合集（后以《狂想的旅程》为名出版），可以看到女性写作的“注意我（本人）”——而不是“注意我想让你注意的（世界）”这一症结依然顽固，这只是写作上的共有症结，从媒体角度看呢，翻开这本几乎对中国女性诗人“一网打尽”的装帧华丽书，其印象是数量上的“众”和如此的粉墨云集的“艳”成为此举的卖点，其中不少浓妆上阵的诗人图片明显透露出来自“他们”的观看角度和商业玩味气息，这个实际上极其庸俗的举动弥漫着新的封建意味，中式老酒与新潮可乐混杂，泥沙俱下。个体的体现需要集体的合力之时，只能表明个性不再。这样的“性别”小合唱是否反映出如今女性诗人的屈从于大环境的失声或波动？对自己之外的时尚空间的身不由己？在此我无意指责“编辑家”的创意及诗人，只是说明商业气氛对诗歌的影响的一个侧面。诗界三人成虎式的习惯常会掩盖掉这种充满异味的侧面！

　　商业气氛或说是市场经济的温度对诗歌的影响肯定有，也肯定会让诗歌与诗人在初期感到不适，如果继续不适，是后者自身的原因。如果为了“适”而采取“不适”的方法，那就是对诗歌开始了伤害——对此我可以举出若干证据，而反驳者也可证据若干，不必口舌，只需从当下文化环境如此开阔、诗歌公与民办媒介如此活跃、诗歌活动如此盛行等外因，却产生不出精典诗歌与优秀诗人的结果，就不言而喻了——诗人们像一溜整齐的盆景，先后沦落于一种致命的局限中。它是什么？

　　当一个苦行僧在路上，他能发现，能说诗歌的内在真相或判断诗歌的位置，当此僧已不再苦，他将说什么呢？民刊的不民有时造成的结果也包括这一种：当一枚螺丝钉躺在荒原，它是硬，它是相对的自由和孤独，它是存在，它，就是它本身，而当它的价值体现在嵌入一部机器时，它的存在有可能是等着时光流逝，在这消磨的过程中为了体现存在它会挣扎，但最终多是身不由己！


　　五、信仰的蜕变或虚无


　　信仰的问题常被引以为或局限于宗教范畴，对其的世俗热衷、和有具体宗教信仰的作家诗人通过文本不断为各种宗教情感、宗教知识及宗教精神添加可能的砝码，使它显得相对系统、合情理和有说服力。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信仰的有无一度被当作人生价值的评判标准。这个外延似无界限的标准在后来也因此误解重生，并渐在反问和怀疑中失去应有效力。

　　事实上在此将信仰这个词压在“民刊”身上，即妥又不妥！一方面若无（诗歌的）信仰那么诗歌民办传媒也就不会出现？另方面，如果说民刊承载着一部分的人的相对较高层次的信仰，又似乎抬举了它，至少，绝大部分民刊仅仅是青春情绪的自慰器。而青春情绪作为上个世纪末以来的社会普遍情绪之一，它其实应是一种迷茫的无根的现时的文化情绪。它也不仅仅体现于诗歌和诗歌媒介里，譬如，贵阳原纯文学杂志《花溪》曾是国内青年文学的四小名旦，现已改版为青春类的轻型文学读本，读者甚众，销量可观，收入喜人；不能说它在引导文化与文学，但它在传播文化与文学——其实从某种角度上看，这也是一种民办刊物类型？

　　世纪末以来的文化情绪也是一种明显的无根的情绪，越发的不断的实在加重了越发不断的虚无感，具体文化（形式、内容、结构和功能）之外的信仰缺失——其实更应叫做蜕变！说中国诗人没有信仰似乎也不确，信仰始终就未曾失踪；说没有了信仰，其实是没有了对信仰对象的判断。

　　在宗教之外，在信仰的有无基础上，信仰的对象几乎可以等于一个人的重量或质量。广义些讲，要真没有信仰也就谈不上真正的精神生活，譬如对诗人们而言，有时是知识信仰，或政治信仰，甚至是对具体的家园或爱情的向往与崇拜，或只为单个字词如“审美”、“悲悯”或“善良”的理性假设等。一直以来，中国诗歌里的“自由民主善良民间政治正义悲悯道德”等词汇茬茬堆积，在符合公共准则的“言志”的空间里鸡毛般飘飞，这个现象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很明显地泛滥了。

　　公共准则又从何而来？且不论公共准是不是就等于正确，诗人或知识分子本就该等同于、隶属于“公共”的，如果失身于“公共”，便属另一种乌合之众，这似已不该，如果安心于其中，得过且过，顺从、盲从、服从，问题就大了，虽然仍可以说他还有信仰，其实不过随时段波动的徒有其表。而诸多民刊对此问题要么忽略不计，要么，根本就意识不到。是的，越来越多的民刊及诗歌写作者也无形中让时间注意到，诗写者有时不过是有文字分行的爱好者，而不是知识分子，看看网络上那些为了一次假设的失恋便悲伤不已、天一下雨便要流泪的太多太多的闲人，又怎能指望他或她有无信仰这种空气般的东西呢？

　　重要的确实不再是有无，而是有什么，该有什么，或可能还有什么。就诗人与诗歌，“言而无信”：没有对信仰对象的判断（态度），也便是指信仰判断能力弱化或消失。关于对象的判断当然是复杂的事，需要相对的边界。多年来，多数中国诗歌文本勉强触及的是“流行”或“现行”着的传统文化部分，后者又常因时政及其他原因如诗歌群众和传媒的合谋而变味变质。

　　时过境迁，可是类似所谓“信仰危机”或精神冲突却并非老话陈词！我们可能忽略的是，信仰危机的真正可怕之处是我们几乎就感觉不到这种危机！它其实与生俱来，如今却被物质金光大道上的同一首歌掩塞掉了（物质之歌当然只是一场肉眼看不见的瘟疫入侵的序曲），并且挡住了“自由民主善良民间政治正义悲悯道德”等词汇的可能的加工、消化和吸收。

　　它甚至让今天相当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冲突也多是围绕具体生活物质水平状态玩“藏猫猫丢手绢”游戏。自古，文艺（文化）的相对繁荣常与当时社会经济情况密切相关，如所周知，经济相对发达、社会开放的“唐朝”有一个明显的在今天看来不算优势的优势：它也“拿来”，同时也一直咬着相对当时是成型的“传统”。现在中国的繁荣的文艺种类肯定不是诗歌。也许是信息（传媒）文化？那么也即是讲，现在的尴尬情况是，被信息拱卫着却是实质上的闭目塞听，一代聪明的头脑面临有更大选择余地的机会之时，又反而无力选择！

　　讲信仰，很大程度上也是讲一种“宗教”，在各种“外力”合作下，当一个民族的“宗教”等于“拜物教”、当物质的坚硬让精神萎缩脱水，后者的无根状态，又会使前者无意中成为不得不依赖的“根”，这像是一种恶性循环。具体、繁琐和必须的尘世生活的种种，已成了现在维系人们生命的“根须”，这些“根须”正逐日自然、有趣、有力和主要，而它是不是唯一？是什么使它好像是唯一？是不是值得在日常生活的缝隙里抽出身来思考一下：是什么使物质至上？在物质至上的年代，在“不顾一切”地参加、介入和情不自禁的拥抱之外，在非诗写者之外，诗写者如何把握这个“度”并预感未来？

　　改革了，梦想的门户早已开放，心灵的空壳与欲望的无度，却使中国诗歌、散文和杂文这类相对显得“直抒胸臆”的文体日益变得矫情和麻醉，其表达方式恰好“炽热”地反映出：物质带来的“新体验”正一步步在愉快的呻吟中宰割着相见恨晚的当事人，至今，生存与生活的阻力、压力和诱惑力使写作者的表达并未达到真正的自我认识，更谈不上批评与自我批评了——正如，对诗歌民刊、对几乎每份诗歌民刊，听到的等待的都是公开的好评！？


　　六、花钵与花的错位或买椟还珠　　　


　　社会转型已进入一个平稳期，如果我们真以为诗人们先后适应了，那可能是太高看他们了。准确的讲，是他们被改造了，或说中国诗人们正在服刑，不是进了农场而是委身于市场！在物质这个没有墙壁的世界上最大监狱里。他们该干吗干吗，所谓憧憬，不就是在闭眼之前学会意淫并习以为常的思想方式？

　　——聪明的诗人们终于先后踱进了这种“习以为常”。昔日对精神乌托邦的追究主要建立在物质水平相对落后基础上，如今讲“家园”则应该或可以、或可以公然地同时包括物质与精神之居了，但是它原本的漏洞、茫然和真空反而更加了，神性与终极感被隔离，怀疑只到怀疑，相信也只止于相信，甚至无所谓有无，时政、经济、文化的综合熏染使慵懒头脑中的“信仰”已被狸猫换太子，鲜活的，多是光怪陆离的若干世俗目标！本来，思想背景的欠缺与紊乱，和对永恒、形而上的回避、对忏悔与批判的不习惯，使本已缺旷的诗写者回避了可能的向度，物质的力量则有些变本加厉，使本来就无力的人开始放肆而放心地怂恿着这种回避。这是个关乎太多的老话题。

　　但这同时也是一个从未熄灭的话引子。始终在梦里候着的火药桶。这样的局面是有些尴尬：现实不断地捉弄着细小的生命与理还乱的生活，让人穷于应付，相关的梦与现实因而充满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单调的怪声：愤懑是对物质的愤懑，对抗也是，以及快乐、焦虑、欲望、道德……类似的标识渐被改写或抽空，简单的技术和游戏精神一路走红，随着诗歌的箭头越发不知该瞄准和射击何处，更多的人只在原地踏步，或在坚持着莫名其妙的“反对”的心理暗示的同时茫然行进，于是，分行的文字带着不知所终的日常情绪越发像墙上芦苇，无根的花朵。

　　如此，一个个诗歌媒介物便像一个个各种款式、大小不一、材质各异的花钵！这是不是有点滑稽，我们的民刊赞扬者（他们其实是些什么人？）注意的不是花草而是花钵，一种最容易人为改变的容器？即使我这买椟还珠式的比方不确，就算我们可以换个思路，须将花与花钵视为一个整体——如果是这样，不是又说明了，重要的其实还是花啊！？

　　再来看“思想性”这个刊物必须的要素。思想本来就有阶级性的，要么前要么后，要么原地打转转；这里，联想到人们对公办刊物的批评，指向通常是两条：思想文化和审美的专制；编辑的局限与人际关系的入侵。假定这两条“罪状”成立，请注意，成立的背景主要是指发达的传媒时代来临之前！如今，这样的罪状还算得了什么呢？然而可笑的是，既然民刊都民刊起来了，何须去管它什么公刊及其罪状呢？可是很多人仍然咬着公刊不放，这时，这种咬住，多少有些爱恋或说不清的东西在里面了。而公刊既然是公家的，这种咬其实又在咬什么？所以，由诗人，由知识分子中特殊部分制造的民刊像什么？

　　又假定民刊像诗歌小孩做玩具，那玩具能体现什么，显然，这个制造，就是艺术性远远大于思想性的过程，因为，思想性的提高或变化，不可能由艺术性来决定，它的积蓄另有来路，艺术性在此起的作用只能是可能的能动作用。

　　也就是说，诗歌及其媒介体现现成的“思想”并无实际意义，传声筒而已，思想还在原地。而诗歌体现成型的思想本来就难度，何况在当今时代，思想者与诗人已拉开了距离，今天的诗歌民刊事实上已体现不出“思潮”，它至多体现的是一种人，在一定时段，在用语言延续一门古老的艺术，这种延续，在今天面积扩大了，但数量与质量不成正比。由于诗歌外的思想传媒渠道的增多、由于诗歌本身传媒的增多、由于其它艺术媒介的成熟与增多，诗歌传媒的最明显作用就是诗人群体的私家花园。花园自是也属风景，而通病却是，一个花园像一个，区别仅仅中修建的豪华漂亮与否。

　　——承不承认，上述都是事实。这样，就有一个问题：百花齐放，是不是不需独秀的一枝？如何判定这一枝？同时，百花盛开，就肯定会遮掩种种局限与不足，数量的众多往往使其加倍滋长，又因数量的众多而被忽略。对民刊持倡赞态度者难道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难道大家都一致认为百花共同盛开就是最好的风景？



　　七、中国诗歌民办报刊的核心问题


　　中国诗歌民办刊物的核心问题是没有个性！个性就是质量。亦即价值。按现当代关于传播的此主张或彼条款显然不仅多余且不合“诗情”，因为诗歌民办刊物有两大潜在前提，一是因为诗歌本身的要求，民刊的办理越倾向市场化其实就越泛化，也就价值从众，取悦必然等于质量的下降；除非它一直对市场之道并以此为台阶，并欲求功与利双赢、物质与社会效益俱要。二是作为载体的民刊本身的要求，如果它符合了现代传播的若干特征，它实质上也就不是所谓诗歌民刊了。

　　这个本属诗歌民办报刊行进的潜规则随着社会转型和传播业、出版业的发达，却被越来越多地在实践中持续地误解着。民刊自身的误会则是，往往也把自己融入到了这个时尚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媒介为主的兴盛的传媒大环境中，其原因一是忘记了自身的经济基础，二是忘记了办刊的动机或诗歌的这种东西在时间与空间中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以为一份装帧华丽抢眼、口号与时俱进、版式颇费心机的诗歌民办传播物能够体现所谓特色与个性，不能不是一个彻头彻脑的误会。这不过是进入大观园后的姥姥，最后终于与大伙在外表形象上一致，而这能说是刊物体现的时代感么？

　　如果能将民办刊物换来经济利润，多么好的事啊，这也许是不少办刊者都会有的合理假设，在这个假设成立的过程中，又有多少事情要做啊，比如如何包装、推介、宣传，其中还涉及到媒介的组稿、编辑、发行等，然后，把这个精神消费品投入到市场，参与竟争，这一切似乎在今天是理所当然的，是的，可是，当办理者在做这一切时是不是从开始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办理者所持有的“商品”是“诗歌”呵！！如果诗歌的民办刊物真能做到这一步，那么在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文化市场进一步开放的今天，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公办刊物早该跑得更骄健了。所以这样的假设只能是假设，“诗歌”本身就对它产生了最致命的阻碍。如果非要对这样的假设实践一番，接连的阻碍便是对诗歌及诗歌写作的危害了。

　　而对于诗歌媒介，涉及艺术，个性就是一枚关键词，像心脏，像支撑一份刊物的骨架。如何定义诗歌媒介的个性呢？确实是个难题，也是公办刊物不能轻心的核心问题，一年一度，刊物们纷纷吆喝着订户，那些诸如“青年性”“时代性”“广泛性”“先锋性”等的广告词让一代代文学青年并不陌生，然而正是这些宣传语的通用与空洞，显出了公办刊物力求特色反而失掉了特色的情况。传媒时代的轰轰烈烈，轻易地取消了公办刊物的优越性，也让相关的人们认识到了，公开刊物的重量原来并不在于它的公办，其所谓权威是体制局限的产物，这点相信公刊的主办者也已明了，君不见，有的刊物每期都要主编寄语，这种寄语表明主办者不得不随时关注相关信息时常注意自身处境，而就在这种寄语里，体制的余味仍然，从不少的寄语或刊前言里，主编对公刊的养尊处优、自视为主流媒体、同行里的马首的潜意识时常昭然若揭，总以没有同行、别无分店的口气来畅说天下诗歌，力求自以为的话语权。

　　总有刊物在读者心中有着较高地位，比如《收获》、《花城》、《十月》和《上海文学》、《天涯》、《山花》、《作家》和《鸭绿江》等，但是我们细看却又会发现，它们均为综合性刊物。在诗歌界有真正权威的媒体吗？这样说，所有诗歌刊物的主办者即使理解也会暗暗不快——然而这不怪谁，还是要怪诗歌，其实是诗歌这种东西的特殊性使然。

　　可是奇异的是却可能有相对权威的民办诗刊存在。这里讲“相对”，仍是提醒这种事实，民办诗歌刊物权威性却又是暂时性的！它靠的是特别的诗人和特别的诗歌——这本身也就是暂时的，比方说，李白杜甫等专门在一民办刊上出现，这份刊物当然权威，但他们不是一直出现，英雄也不能世袭！其实重要的也是可叹的是，现在的中国诗歌并没有严格的精典或没有这个标准，诗歌中国的现在对诗人、诗歌的好坏与影响的“标准”往往是以论传讹、道听途说和传媒的力量，这就足以在诗界形成影响的焦虑，以为然。但是传媒的发达并不等于诗歌媒介的一路走红或真正铺开，因此，“标准”能够轻易树立，又能够被轻易打倒撤换。

　　所以，个性可以产生权威性，权威却不是个性。个性的前提是一定的社会条件和文化与教育背景，它的特殊性是相对的、暂时的。具体看民办诗歌媒介的个性，简言之，我们不妨把它浓缩为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第一是诗歌文本的判定。先锋意识首当其冲，这与作者和读者的表达与接受能力息息相关，如果我们实在因为对先锋的重重误解而不好说明所谓先锋性，解决方法便是：是否尽可能的并且努力的创新，创新的参照先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第二是读者的选择。其实这点可以不谈。今天的读者通常就是诗写者，如果不是印量有限、选择性赠阅，也还有一层又一层的潜在“读者”的可能。这就反映诗歌媒介与其他媒介的差异，它首先并不选择读者，它要让读者自行选择。第三是媒体的外在形式。无论印制精美程度，采用纸质，美术设计如何，口号是什么——最终都需要内容（诗歌文本及文论）来体现，否则一切的外在努力结果均是金玉其外。纯粹将之做成“文化”礼品，作馈赠和收藏作用的则是另回事。

　　——这样我们就发现了不论公办与民办的诗歌刊物的特殊了：它是内容完全决定形式！虽然能兼顾更好，但它甚至可以不管外表。那么，往深里说，诗歌刊物实际上只有所谓办刊的倾向而无实质上的个性可言？是的，公刊必须兼容并包，这是手段。民刊可能因单向度而个性——然而，这种个性充其量只是简单的识别标志，更由于当下民刊的众多和诗歌写作流变的种种复杂原因，它的暂时性非常短暂并且可能达不到期望的效果。本可成为个性的单向度倾向只是像为了合体的衣服，而不是衣服的质量与价值。这样，民刊的种类的众多到底能真正体现出什么呢？



　　八、再说民刊的个性及相关问题


　　就中国国情与诗情看，对于具体的某一民刊，印制数量的多不仅不一定与质量成正比，相反只会体现其对大众的的迎合或说媚俗，因为诗歌至少在目前的中国就是这样，读者越多，质量就可能越降低。诗歌民办刊物的个性其实就体现在特定读者群体的确定！这很像一个反其道行之的回溯：也即是读者所需决定内容，内容决定形式。这样一看似乎也是一种读者决定论，也是另种媚俗？恰恰不是，因为实际上读者群的确定决定和选择是由主办者“事先”设计，这需要的是主办者的素质与眼光。也就是：诗歌民办报刊的个性，也就是编者的个性！

　　正因为不可能真正纳入市场化，每份民刊的读者群其实都是特定，其中起作用的是主要是文化水平、审美兴趣与诗歌素养，而不是年龄、受教育情况与经济基础的高低。这是由诗歌的非商品的特殊前提所决定的。这样，以网络为例，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一些普通和普及型的诗歌论坛为何门庭若市，访问量颇为壮观，比如各地区的官方网站里的文艺社区和榕树下、诗歌报、诗先锋等。

　　从商品角度看，个性也就是品牌，如果要用市场规律去经营民刊，必须是民刊真正进入了市场，但尴尬的事实是虽然民刊风起云涌，仍属小打小闹，自得其乐，由于目前相关体制等原因，诗歌民刊取得进入市场的通行证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同时颇为滑稽的却是，虽然有一定数量读者群，也具备了特定的文化商品属性，进入市场里的国内的公办诗歌刊物仍然难见起色！这除了说明诗歌作为精神产品的特殊性之外，当然也含有“个性”不明的原因。

　　或许有两种可能可让民刊在时光里达到某种常青：一是在已有经济基础前提下的内容与形式俱佳的精华型；二是大型企业或甚至包括网络的“单位”来捆绑着，纯粹作不求具体经济回报的文化投资；其实这两种想法都是同种前提，就是经济保障问题——那么就可能还有一种情况：引进外资，比如由有相当规模的外企提供经济保障、甚或直接由外国文化产业办理——这是个假想，如果它成为现实，不知会不会引起某种思想界感慨了：汉语诗歌，也是民族资本哦！但这样的现实似乎并不遥远，既然现在北京、广州和经济发达区文化商业可以以各种方式介入、掌握和成功改造内地曾经的纯文学刊物，外商的如此这般又怎么不可能？何况上述讲的主要都是纸质传播方式，仅限于平面出版物，随着“开放”的进一步，域外的文化方面的投资又何尝不可能，何况其它艺术领域已经公开进行了。

　　说到这里，有一个前提有必要提醒：我们在谈到诗歌民刊的“兴盛”，主要讲的是其种类，而不是印刷数量。本文一直的前提则是当下：进入新世纪后。目前大约有2000余家各类诗歌网络板块，从这一数据和民刊间的自身宣传及相互联系，可估算出当下民刊的数量大约二百种？真正达到定期印制的“刊”的，大约不过数十份吧？据悉，国内主要的诗歌民刊收藏者如阿翔（安徽）现有的种类约5千余，据他介绍，另位收藏者世中人（北京）也大约为5千份，二者所藏种类大同；此外还有刘福春（北京）、孙文涛（吉林）也收藏大量民刊，但具体收藏情况不详。

　　多年前叶延滨曾在报刊有公开发言，推断中国诗歌读者有1千万（或3千万？），即130个人里至少有1人，当时这判断亦曾受到置疑；大约叶的估算是包括了学生和通过如电视、电台等媒体的潜在受者。目前国内公办诗刊10余家，即使按每家订数为50万也就几百万人，其实当然不可能，何况还有交叉订户。像一场战争里的真实死亡人数，更由于民刊的暂时性，我们无法得知中国诗歌民刊的准确种类，只是，从人口角度看，从普及功能看，民刊数量的众多对于发行量有时也算是一种积极的弥补。

　　在诗集的出版方面，一本诗集在今天最为常见的印刷数量是1千册，达到1万、5万册者便属少见，10万册者就不仅是罕见且可能已偏离了诗歌本身了！事实就是这样，在13亿的人口大国里一本诗书的印量往往就是这样的！通常一份民刊的印量则可能更低，从几十、几百到几千是很常见的情况，如果10万、百万的数量，它可以还算民刊，但一定和真正的诗歌无关。显然，当代出版的诗集作为一种不考虑经济回抱的精神馈赠品，相互寄赠相送于诗歌界，也算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诗歌特色！“写诗，是在商品社会中苦苦地坚持赠送礼品”（美国·罗伯特·勃莱）送给少数人，送给自己、时间和那终将下落不明的记忆！然也。

　　网络当然也就是民刊另种形式或另种部分，对它的研究也开始深入。诗歌网络发展到一定时候，仍会走到做刊的这一步，这只是纸质传播方式传统心理体现，为了能够更好地得到保存？正由于网络对文学与诗歌的介入和作用，又引发了诗歌媒介的新问题。当网络达到一定的普及率，更由于它的及时性、可视化与广泛性，纸本媒介的存在似已不再是面临新的挑战，明摆着的纯粹就是生存这个严峻的命题了。正如无论电影如何折腾，它都将敌不过它的小弟弟：电视！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民刊，似有种回光返照之象，在一定时段里突然间的兴盛，实质上确非诗歌的所谓繁荣，这样的兴盛也不会真正得到维持，至少，它也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拐进其它路径，如前述的市场化轨道，诗书画合一的作为风雅时尚的礼品（个人精神广告宣传物）等——斯时，诗歌的变化大约将不再只是文体方面的了。


         （2004于贵阳煤粑场）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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