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诗歌现状及发展趋势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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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诗歌现状及发展趋势的对话

　　张延文：河南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
　　赵晓虎：鞍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进入21世纪，以诗歌为代表的中国文学呈现出始料未及的新局面，一种空前迷惘的气氛正笼罩着诗歌研究领域，诗界同仁们几乎同时陷入苦苦思索之中。诗歌怎么了？中国的诗歌究竟要走向何方？以下的对话是对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考。

　　赵：中国新时期文学中，在以北岛、舒婷等认为代表的朦胧诗群体完成历史使命后，相继出现了“第三代”诗人、“中间代”诗人、70后诗人、80后诗人乃至90后诗人等诗歌群体。先生您是新时期诗歌研究领域的专家，您是否认可这样一种表述？
　　张：这是一个颇有深意的话题，具有诗歌史的价值。命名是人类认识活动的开端。以代际观念来命名诗歌群体，并以诗歌群体为基点来表述当前的诗歌活动，带有很强的权益之计的味道，但就目前来说，仍然是最为有效的方式。从发生的就是合理的，这样一种实用的角度来说，我们也许没有理由去否认这种表述策略。

　　赵：我们这种表述的合理性似乎可以在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詹姆斯·麦克法兰的《现代主义的名称和性质》（见《现代主义》第3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一文中得到理论的支持。作者在文章写道：“文化地震学试图记载艺术、文学和思想上经常发生的感情变化和转移，这种变化和转移在程度上惯常分为三个大级度。在刻度的始端是那些时尚的震动，它们似乎有规律地随着时代的更迭而稍纵即逝，十年是测量其变化曲线的一个恰当的周期，这些曲线从始动发展到高峰，随后便逐渐消失。第二种是较大的转移，其影响更深、更久，形成长时期的风格和感情，这些是用世纪为单位来加以有效测量的。第三种则是那些剧烈的脱节，那些文化上灾难性的大变动，亦即人类创造精神的基本震动，这些震动似乎颠覆了我们最坚实、最重要的信念和设想，把过去时代的广大领域化为一片废墟，使整个文明或文化受到怀疑，同时也激励人们进行疯狂的重建工作。”在我看来，对新时期诗人代际的划分符合第一种情形；而从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来看，新时期之初文学无疑是属于第三种情形，朦胧诗堪称其杰出代表。
　　张：是啊。朦胧诗写作有着自身特异的质素。

　　赵：朦胧诗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反叛是鲜明突出的，当众多的“老诗人”采取与历史妥协的姿态进行“我不怨恨”人生书写的时候，意气风发的北岛却愤怒地对历史高呼出“我不相信”的质疑与呐喊。不同代际诗人间所表现出的这种反差耐人寻味。
　　张：嗯。但是朦胧诗很快就被后来者超越了，或者说，其自身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写作趋向的转移。

　　赵：朦胧诗人当时只有平均初中文化水平，这样的文化程度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朦胧诗派的艺术成就不会太高。
　　张：这也是时代原因造成的，朦胧诗群体经历了政治风潮。朦胧诗是对政治诗的反动和断裂，也是对于现代诗歌传统的一定意义上的延续。

　　赵：上面我们对朦胧诗做了较深入的探讨，我觉得这是很有必要的。下面，请您从代际角度对当下诗人诞生背景做一下简短的阐释。
　　张：以代际来对诗歌写作群体进行整体性表述，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命名方式的最初出现是“朦胧诗”诗歌群体，七十年代末期开端的“朦胧诗”写作，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诗歌思潮，是在中国社会全面进入现代化时期的社会语境下展开的，其中伴随着诗人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和具备极强的现代性特征的个人主体性的建设活动。因此，朦胧诗作为新时期代际诗人的起端，是具有很强的社会性的。其后的“第三代”和“中间代”的社会性考量就有所降低，到了“70”后、“80后”等年代诗人的称谓则基本上完全剥离了社会性的意义，而使得这种命名方式具备了无限延展的可能性。这也是诗歌走向相对自足的一种现象。

　　赵：这些诗歌群体有着怎样各自的时代特征。
　　张：刚才已经提及了“朦胧诗”群体的社会化语境，这里面穿插着一个中国社会个人主体性意识逐步彰显的主线。“朦胧诗”群体是一个觉醒者的形象，但内心对于集体意识还有深层的依恋。“第三代”诗人是以反叛者的形象崭露头角的，“他们”、“非非”、“撒娇”、“莽汉”等等，“第三代”诗人大多以群体的方式，采取诗歌运动的策略来推进。“中间代”的称谓到目前来说，是否合适，尚且存疑，因为“中间代”的称呼将“60”年代的诗人分成了两部分，这和后面“70”后等年代诗群的称呼不能直接对接。“中间代”的称谓的出现，主要是依赖诗人自我命名的热情，辅以具体的诗歌出版传播活动来完成的。显然，“中间代”诗人具有更为鲜明的个人主义立场。“70”后的出现当然也是一种自我命名，也依赖传播，只是更为得到诗歌界的认同。70后诗人是一个很独特的群体，他们处身于一个大的文化变革的时代，属于非常分裂、矛盾的一代，这为他们的诗歌写作的成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正因为如此，也可能会有大器晚成者出现。我的整体感觉是，80诗人的写作更具备了文化意识。这也许和他们这代人受教育的程度比较好有关系吧。70之前的很多诗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而80后诗人则大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80后诗人还大多都从事诗歌之外文体的写作，相对均衡，代表性的80后诗人，如巫小茶、春树、衣水、西屿、捕马等人都从事诗歌、小说、散文等写作，而且均有不俗表现。90后一代，身体上的信息化特质最为明显，也就是说，虚拟主体性充分得到了较为完备的发展，他们是全新的一代，基本上具备了某些“超现代”的特点，一些“自反”的，混杂的东西会融入其中。

　　赵：我作为60年代出生的人，看70后诗人的作品感觉有一种无法言喻的隔阂，您能否对60后诗人与70后诗人间的差异加以解释。
　　张：我们中国社会，70年代出生的诗人所处的青春期，也就是成长期，是变化最大的。他们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三个时期。80后主要是经历了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90后则基本上直接进入了信息时代。60后的青春期处于红色年代，红色的印记一直是鲜明的，他们有个主线，传统的东西是稳固的。70一代则不具备一个成型的可能。当然，换回来说，仅仅以十年为一个年代来划分诗人群体，显然有着很强的局限性，而且诗歌写作毕竟是极具个人性的，以整体性的眼光来表述，难免会出现问题和不足。


　　赵：第三代、中间代、70后、80后、 90后代表诗人及代表作品有哪些？
　　张：这个问题显然过于宏大了，恐怕要分开来做专门论述才更为合适。但我想就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之外，提出几个尚未得到重视的名字，比如70后女诗人燕窝和月如钩，80后诗人捕马和女诗人闫方博，他们的写作都极具个人风格，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都相对成熟，但出于种种原因，作品传播范围有限，没有得到全面的了解和认可。

　　赵：现在对第三代、中间代、70后、80后，乃至 90后代表诗人做出总结性判断是否为时尚早？
　　张：是的。现在做出结论也为时尚早，我们不妨等待时间来进一步沉淀这个话题可能得出的结论吧。虽然目前中国社会处于有史以来最大的变局，社会发展演变的速度日新月异，处于社会文化规范难以真正成型。但就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仍然不过是人类文明演变过程当中的一个细小的部分，如此多的分类也许在大的尺度来看并不那么得当。

　　赵：您认为哪些诗人可能代表着中国未来诗歌发展的方向？
　　张：想要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明白中国诗歌发展的未来走向。我对那些尚未发生的事物不敢有虚妄的猜测。即使目前有些诗人的写作风格比较成熟，也能够从某个层面代表他所处时代的文化特质，也不能说明未来他仍将具备这样的能力。

　　赵：中国当下诗人鱼龙混杂，诗作良莠不齐，这一切的探讨还要从诗歌的标准谈起。
　　张：诗歌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即使有，也只能从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地域，某一种文化，或者说一定的范围之内起作用。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一首好诗，应该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比如诗经里的一些诗篇，李杜的部分作品。

　　赵：诚然，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标准，诗歌的内涵也一直处在演变之中。特别是在20世纪初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中，新诗在语言、形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但是，作为文学艺术皇冠上明珠的诗歌必须有着它独特的规定性。
　　张：这种规定性应该是有的，这是诗歌文体得以存续的核心元素，这就来源于诗歌文体本身，也就是所有诗歌文本的集合体，这种集合作用产生的内在规定性，外在的形式方面的演变过于繁杂。我想，就功能来说，诗，主要还是一种情感替代，想象作用，比如通过文字可以想象生活，来弥补现实的不足，这种替代性的补偿为诗的发展传播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

　　赵：古代许多优秀的诗作，多可以谱乐吟唱，所谓诗乐舞一体，在今天流行音乐大行其道，这是否可以说明音乐性是诗歌的一个重要标准？
　　张：诗歌文体在发生期，的确存在着诗乐舞一体的现象，但最终三者分开各自独立，并且逐步获得自足的规范，诗主要是文字的，而文字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象征体系核心的地位，诗因此也拥有了独特的作用，这是其它任何艺术形式都无法企及的。诗歌自身形式的发展由松散趋向整饬，由之前的和音乐的直接结合到注意音韵，再到注意内在的意蕴，诗歌逐步摆脱了和音韵的关系，但诗和音乐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那就是自由流动的美。流行音乐大行其道是正常的，因为流行本来就意味着大众化，诗始终和大众化是有距离的。音乐性也可以说就是诗性，它们在根本上是统一的。

　　赵：外在形式如工整、对仗也应该是诗歌必然要求吧？
　　张：诗歌作为一种文体，是需要一定的外在形式规范的，但未必是需要工整的，作为整体的文类规范，是不必要的。

　　赵：古代诗人特别注重练字、炼句，有所谓“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的感叹，现在诗人大量的口语创作，大大削弱了诗性。
　　张：我很赞同。口语入诗本身就很难做到，这和诗歌艺术本身的陌生化要求相背离。做到在诗歌语言里熟练运用口语，需要长期的提炼，殊非易事；这和当下很多人随意性很强的所谓口语诗不是一个概念。那些很随意的所谓口语诗是否算是诗歌，这本身就是个疑问。提到练字、炼句，我也颇有感触，现代的新诗诗人，如戴望舒等人，一生也没有写超过一百首作品，而现在很多所谓的诗人，这个数目是用不了一年就可以达到了。其质量怎么可能保证？当然，当代人的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了，生活经验大范围增加，这也为其写作带来了更多的素材，但诗意的情感浓度和纯度必然是稀释和驳杂了。同时，随着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书写、传播的便捷也为大量创作诗歌带来了有利条件。

　　赵：其实诗歌的标准和诗歌的价值紧密相关。中国文化一向重视其教化功能，可以说这种教化功能特别适合封建的农业社会。
　　张：早期的诗歌注重其社会功能，这既和文字在象征体系里的价值有关系，也和当时信息传播的渠道不够宽阔有关。具体到中国文化，其诗教传统则更为悠久、牢固，这的确和农业文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关系。从更大的范围讲，在中国固然有诗教的说法，但诗的本质还是抒发情感的，缘情说慢慢取代了言志，在目前来说，诗歌首先是为自己来写作的，然后才涉及到群体和他者，诗已经很难再去承担太多。诗缘情和诗言志显然比诗教更具备普遍意义，在当下，诗歌写作更为个人化了。

　　赵：诗歌在世纪末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启蒙价值的衰微，是与中国存在已久广场文化氛围的逐步丧失密切相关的，盘峰论争可以标志诗歌文化启蒙意义的终结。
　　张：我感觉这首先应该是一个社会问题，整个社会发生了变化，诗歌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启蒙的话题在目前来说已经不合时宜。广场文化氛围好像在我们中国社会一直都不太彰兴吧。盘峰论争，在我看来，是一个民间和主流对话、融合的过程。通过这次论争，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的两套话语体系终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融汇，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诗歌全面进入到了个人写作的时代。

　　赵：当下诗歌写作是一种极其个性化的写作活动，互联网的无限开放性以及大量民间刊物的存在为这种个性化特征十分明显的诗歌写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据说您的博士论文主要探讨诗歌传播问题，能否谈谈您的高见？
　　张：诗歌传播的问题一直都存在，而且传播直接影响到了诗歌文体的所有层面，并使其和整个社会文化系统联结起来。但目前来说，诗歌传播的作用显然更为关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处于核心的地位。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自然是和信息时代来临密不可分的。这种变化对于诗歌写作带来的影响很深远，传播的便捷并不一定就会对诗歌写作带来正面的助力，它始终是一把双刃剑。而民刊，其出现是阶段性的事物，或者说是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的产物，会随着社会变革而消泯的。民刊的作用，在目前来说，是无可比拟的。

　　赵：新时期诗歌发展已经走过了波澜壮阔的30多年的历史，就您现在的观察研究来看，未来诗歌发展应该呈现出怎样发展趋势？
　　张：新时期诗歌，这是一个尚未完全得到诗歌界认同的说法，其内在的规定性需要进一步明确。我们尚且难以对其做出确定性的表述。但做出开拓性的建设工作显然是很迫切的，而且价值不容低估。未来诗歌发展趋势，也是不明朗的，有待观察。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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